对于熊彼特,国内外经济学界历来谈到和了解得较多的是他的“创新”理论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但他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观点极少有人谈到,因而也不大为人知道的是他在经济史学上的贡献和影响。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曾从殷那玛·斯特纳格(1843—1908年,全世界第一部以“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的作者,当时很负盛名的经济史和统计学家)受业,而且熊彼特的历史知识极为渊博,但他从来没有讲授经济史课程,或写过这方面的专著;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一度以经济理论的旗手自居,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经济史学家;已故英国经济史学家特·斯·阿胥敦曾经在一篇题为《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处理》的文章中把熊彼特和马克思、桑巴特(1863—1941年)相提并论,这也不是把他看为一般意义的经济史学家。但在当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能够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两方面都有贡献和重大影响的,熊彼特大概是第一人。
熊彼特对于经济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1)把经济史看为一门经济学工具学问的思想;
(2)创新理论;
(3)社会学理论。
第一,创新理论是一种历史观或历史理论。创新理论是动态经济理论,但不是一般的仅只相对于瓦尔拉斯静态均衡来说的动态理论,而是与凯恩斯以后的,以消费倾向和加速原则来说明投资、就业变动的理论也不相同的动态理论。熊彼特认为这种投资和就业变动不过是江河水面上的涟漪,而创新理论所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大潮流的兴起、高涨和没落的过程。创新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后西方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观。
第二,创新理论强调了和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力的历史作用。熊彼特自称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受了马克思很深的影响,但又与唯物史观根本不同。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献里,推动和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认为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熊彼特的想法则相反。他几乎完全忽视了生产关系或阶级矛盾的重要性,而片面强调了企业创新、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变革的作用,认为这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第三,创新理论对新生事物做出了解释。历史发展通过新生事物来体现。生产力既然是历史发展中最积极、最活泼的因素,那么对于生产力本身的来龙去脉便不能没有解释。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可喜和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此,不论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能够对生产技术、方法和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新发展做出解释,特别是这种解释也完全根据他所谓经济内部因素的作用而做出的。
第四,创新理论肯定并且赞扬了所谓企业家的历史作用。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兴衰的理论中,企业家是成败得失息息相关的人物。他们在熊彼特那里得到了空前崇高的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企业和企业家史的研究在国外蔚然成风。其之所以如此,是与熊彼特及其创新理论分不开的。1947年,熊彼特在美国《经济史杂志》发表了题为《经济史中的创造性反应》的论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他们愿意,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可以携手来作一次有趣而且对于社会有价值的旅行,这就是对于经济变革这个久经冷落的地区进行考察。”接着他作为例子提出了一系列有待于探索的问题。1948年,他为了这些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能够展开研究,和他的哈佛大学同事、经济史学家柯尔一起建立了哈佛企业家史研究中心,作为培养研究人才和具体进行研究的机构。
总之,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凭借“创造性毁灭”的理论,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然而,这个用生命书写经济历史的男人,他的人生是一首不断和自我怀疑决绝斗争的悲歌,终其一生都游走在极端和矛盾之中,炫目的胜利和凄惨的失败纵横交错:他是奥地利最年轻的财务部长,却在赴任很短时间内就引咎离职;他所管理的私营银行享誉维也纳,却在首先次世界大战的暴风骤雨下倒闭;他年纪轻轻就享有盛名,然而终其一生他都没有逃出凯恩斯的暗影;他气宇非凡,风流倜傥,自诩“维也纳最好的情人”,却在几个月内体验了丧母、丧妻、丧子的痛苦,自此一直饱受着郁闷的煎熬。他强烈的爱与深刻的痛,无限的智慧和敏感多疑的性格,成就了其“经济财富保护神”的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