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只有两个人的囚徒困境, 还是多个人的人质困境, 都深刻地揭示出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矛盾。
孟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战场上, 两军对垒, 战斗一打响,战鼓擂得咚咚响, 作战双方短兵相接。经过一场激烈拼杀后,胜方向前穷追猛杀,败方全军溃败, 丢盔弃甲地拖着兵器逃跑。
那些逃跑的士兵中有的跑得快,转眼已经跑出去一百步; 有的跑得慢,刚刚跑了五十步就停下来了。 这时,跑得慢的士兵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说: “你可真是胆小鬼。”
跑了一百步的士兵一边跑,一边回头说: “我们都是胆小鬼, 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差别罢了。”
当敌人冲过来时,无论是跑一百步的还是跑五十步的士兵,都是不希望只剩下自己在孤军作战而选择逃跑。 在进攻时,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博弈; 在后退时,是一个阵营内部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博弈。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嘲笑, 也不管其他的同伴跑了多少步,逃跑都是他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
囚徒困境和人质困境, 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集体优化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只需要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最终就能达到利他的效果。 传统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富论》中这样描述市场机制: “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果。"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经典论述:
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 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每个人”只关心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得益。 他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提升他原本没有想过的另一目标。 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也提升了社会的利益,比他一心要提升社会利益还要有效。
这就是说,每个人在“看不见的手” 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也就是说,自利会带来互利。 自1776年这段话在亚当 ·斯密《国富论》中出现以后,很快成为鼓吹自由市场经济者的最有力武器,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准则,或者成为人们为自利行为辩解的一种论据。 很多人因此认为,经济市场的效率,意味着政府不要干预个人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利尝试。 只要市场机制公正, 自然会增进社会福利。
然而,囚徒困境模型动摇了这一理论,指出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对立: 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团体的最大利益; 从个体理性出发的行为,最终也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模型中的囚徒是完全理性的,因而也是完全自利的,因此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囚徒选择 “招供” ,而另一个囚徒选择“抵赖” 的局面; 也不会出现同时“抵赖” 的结果。 这后一种结果的无法实现,恰恰说明个人理性不能通过市场导致群体的最优。 每一个参与者可以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但无法确信其他参与者是否能遵守市场规则。
这也恰恰反映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兄弟分家,都无法避免。 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外御其侮”,两种理性的矛盾,是所有博弈的局中人随时面对的问题。 也正因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它才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动摇了人们对于“看不见的手”的信心。
个人理性和群体理性的一致,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安全的社会模式,既能够保证个人自由和权利,又能够产生合理的利益分配, 尤其能够避免走向“奴役之路”。 博弈论的挑战, 似乎说明了传统经济学是一种好的理想却是一种坏的哲学。 坏的哲学往往具有这样一个模式:当把现实还原为理想之后,却发现由理想无法回归到现实。
单纯的批评于事无补,正如生活中无数类似的故事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得到集体优化的解决方法。 托马斯 ·霍布斯认为,在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个体的残酷竞争所引发的矛盾,生活显得 “孤独、 贫穷 肮脏、野蛮和浅薄” 。 按照他的观点,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产生的。 因此,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是推动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博弈论学者罗伯特 ·奥曼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5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学位。 在此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寻找避免“囚徒困境”式的坏的纳什均衡的机制,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探索协调人类利益冲突。
他于1987年提出了 “相关均衡”机制,认为通过某种客观的信息机制以及参与人对信息的反应,有可能使本来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交通路口设置红绿灯,设立金融中介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媒体与中介组织,设立世界贸易组织和欧佩克,可以说都是为了使参与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赢。
需要注意的是,协调机制绝对不应靠集权来排斥和遏制个体理性。一旦通过强制形成一种社会机制,把某个人或国家的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上,那么它必然既不能被普遍接受,也不可能被长期实践。
更深远的影响是, 在这种机制之下,个人利益的实现方式无法公开畅通地讨论和传递,而只能在私密圈子中口耳相传,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 个人理性未能转化为群体理性,反而变成了“个人非理性” ,必然导致全社会认识和判断水平的偏低。 一个提倡个人吃亏的机制,未必能培养出无私的君子来, 反而会使非理性更加流行。 因此,要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理性的协调,就必须尊重个人理性。
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信号,或者一个有效的协调组织, 可以使我们从人质困境中摆脱出来。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信号或组织是不存在的。 这时又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