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舞台是朝圣山学会。弗里德曼与学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43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并最终选择定居芝加哥的时期。在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前,弗里德曼对公共政策的兴趣仅仅只是一种偶然表现而已。后来,在与同事和朋友们的非正式讨论中,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这种兴趣才被不断地得到强化。
1950年,哈耶克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批推崇自由主义的学者的努力下,他们创办了一份学生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弗里德曼担任了杂志的顾问并在上面发表了一些文章。作为一个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好舞台,弗里德曼对朝圣山学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第一次会议以后,他又多次参与会议的讨论,并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1971年,弗里德曼担任了朝圣山会议的主席。
随着学术氛围的变化,这一学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会员人数,尤其是与会人数迅速增加,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弗里德曼提出了解散学会,而代之以在必要的情况下由年轻人组织新的学会的建议。但事实上这一主张并没得到大家的认同。1972年,他们在蒙特克斯举办了一次隆重的会议以庆祝学会成立25周年,人数也越来越多。
弗里德曼宣扬自由主义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平台,那就是在1966年到1981年应邀成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在决定接受这个项目之前,弗里德曼试着写了几篇专栏文章作为样品,并与乔治·施蒂格勒以及保罗·萨缪尔森、亨利·黑兹利特等人交换了意见,在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后,弗里德曼最后接受了这份工作。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选择,弗里德曼坚信个人自由是社会改革调整的主要目标的哲学思想通过《新闻周刊》而广泛传播。在这个时间段内,他总共写出了300多篇文章,文章涉猎面极为广泛。这些专栏文章将晦涩难懂的问题表达得深入浅出,从而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注意。有人对他“有勇气发表不得人心的观点”表示赞扬,当然,也有人对他的观点极尽挖苦讽刺甚至辱骂。
随着《新闻周刊》专栏文章的影响越来越大,请弗里德曼作演讲的人也越来越多,听众已不仅仅局限于学者,从看重他对经济前景判断的商人,到来听他的哲学、了解如何应用于社会所面临问题的普通民众,各种人都有。对于他的成功,《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评论家做出这样的评论:“弗里德曼的长处是他能设身处地为一无所知者考虑。我能够理解,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他那个领域中深奥难解的内容,但是对一无所知者,他是一个头脑清晰、感觉敏锐的鼓吹者。”
由于对专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颇多,因此到1984年,主编理查德史密斯决定停掉专栏时,弗里德曼的心情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摆脱定期交稿的束缚后的轻松,也有许多的遗憾。这件事以后,弗里德曼还不定期地向一些报纸投稿,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旧金山纪事报》等。在一些大众杂志,诸如《国民评论》、《读者文摘》、《纽约时代杂志》等,也能常常找到弗里德曼的内容具体而充实的文章,其中影响力较大、转载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章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从1956年起,弗里德曼参与了一个由沃尔克基金会资助的一系列暑期项目并做了系列讲座。由于这个项目的内容是对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作总结性评论,因此每次讲座都是由一两个讲演者介绍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他讲演者讲这些原则在特殊问题上的应用。
后来,弗里德曼的夫人罗斯·弗里德曼负责将讲座的内容归纳在一起,将不同版本结合起来,再将演讲内容转变得更书面化,这就形成了弗里德曼广为流传的一部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
该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且一经出版之后就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思想的革命,它使经济自由主义深入到经济学界的每个角落。迄今为止,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售出了超过50万册,同时也被译成18种其他文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