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钦佩的学术战士
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贝克尔曾这样评价过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他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形容弗里德曼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和弗里德曼一样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们称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他是20世纪主流经济学者之一,可与凯恩斯和萨缪尔森那样的巨擘比肩。
在战后,弗里德曼举起保守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向已被神化的凯恩斯发起挑战。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他坚持政府有责任在经济萧条阶段,通过扩大通货膨胀的方式使经济走出低谷,帮助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的职责应是恰恰相反,它不应当干涉经济,而应当让市场自由发展。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18世纪的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科的创始人,也是秉持“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者。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唯一该介入的经济层面是货币的供给,这是一种货币主义的观点。他在20世纪50年代着手研究这个当时似乎已经过期的领域,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预测到了史无前例的被称为“滞涨”的现象,即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的同行们认为,很少有人能在私人学术领域和公共行政领域都取得这样的影响。虽然他始终未在政府部门担任过公职,但他一直作为顾问和理论家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帮助。
弗里德曼也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芝加哥学派是一个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为支撑的保守主义小组,囊括了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哈佛学派和麻省理工学派的反对者。弗里德曼坚定的自由市场理论征服了他的同事们,但这并非全部。他们同样也为他毫不妥协地捍卫学术自由乃至不惜为之一搏的决心所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