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体系的构建
熊彼特是经济学史上罕见的兼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渊源比一般思想家的要庞杂得多。他近乎贪婪地吸收各个领域的知识,凡对他有用的都予以采纳。这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几乎无人可及。他亦学亦仕亦商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学术上深受庞巴维克、瓦尔拉、塔尔德和马克思等人的影响,以马歇尔为首的英国经济学派,以克拉克、费雪等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以及包括历史学派在内的德语圈中的许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也给了熊彼特很大的启迪,而在政治上他倾向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纲,这些影响使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
熊彼特于1906年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去英国游学。虽然他在英国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访问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并深深为英国所倾倒。此事使熊彼特成了亲英派,以致在后来的世界大战中他怀有强烈的反德情绪。由于熊彼特本人原本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以这种反差也是造成他产生痛苦心情的间接原因。熊彼特在英国逗留期间,知遇了马歇尔和艾基瓦斯。熊彼特曾用自己的论文清楚地说明了他对马歇尔成就的高度评价。他的这一论文在《美利坚经济评论》上发表后,便接到了G.M.马歇尔的信。信中说:“《美利坚经济评论》杂志现已收悉。我饶有兴趣地拜读了你对马歇尔原理在半世纪后的评论,并从中我知道你平素是如何尊重他的成就的,并为你能借用此机会热情且巧妙地把这种尊重表述出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尤其是最后一句令我兴奋不已。我对您关于凯恩斯先生的《怀念阿尔弗莱德·马歇尔》的赞赏表示赞同。”
熊彼特在开罗生活的时间较短,总共还不满两年。他的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原是他在母校维也纳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并不是熊彼特遵循其母校,即他接受经济学教诲的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写成的,而是在瓦尔拉的纯经济学的影响下,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对其进行彻底探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熊彼特通过深入探究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为何物,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认为它是由财物与财物的交换关系决定的,并且它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由能够用数学表达的函数关系决定的,这被人们称作“瓦尔拉理论的彻底化”或“静态理论的净化”。这种研究是排除以因果关系分析为中心的非数学方法的,它说明熊彼特当时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与数学的方法有着密切关系,譬如他于1906年写的关于理论经济学的数学方法等文,可以说就是有力的佐证。
如果我们把《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放在熊彼特的体系整体中观察,可以说属于其二元论的一翼,同时这也表明了形成他“科学世界观整体基础的基本见解”。在这部书的序言中,熊彼特指出:“我们所要的不是克服而是理解,不是批评而是掌握,不是单纯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分析和探究出每个命题中的正确的东西。……不是把实际政治作为问题,而是旨在专心致志的认识。”在同一序言的开头部分,还有类似的论述:“所谓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本书清楚表明了贯穿于熊彼特整个体系的认识或者方法论立场。这说明,在本书之中他是把现实问题置于脑后,而把重点置于只对纯粹理论的研究上。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到《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对于熊彼特体系而言所占的位置,同时也不能忽视与出现这种纯粹理论的著述相关的背景情况。熊彼特出生的那年(1883年),正是经济史上令人难以忘却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既是马克思去世的年头,也是熊彼特一生的学术对手凯恩斯诞生的年头。更重要的是,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辩论”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一争论在熊彼特还在维也纳大学就学时就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熊彼特本身并没有被卷入这场辩论,而是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这场以两个学术巨头为中心的学派争论的发展趋势。
这场辩论若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可说是以门格尔的胜利告终,但是熊彼特并不这样看。因为他认为理论与历史,或者演绎法与归纳法都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具有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性质。基于这样的立场,熊彼特将施穆勒和门格尔放在同样位置上看待,写出了长篇论文《G.V.施穆勒与今日的诸问题》。这篇论文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重新评价施穆勒,而是在于通过评价施穆勒来打破当时经济学停滞不前的僵局和指出以后前进的道路。
熊彼特在捷尔诺彼茨生活了约两年时间,期间发表了有关经济危机的论文。这是一篇象征着《经济发展理论》转折期的论文。1919年他移居到了维也纳附近的格拉茨,在格拉茨大学教了七年书。这个学校是个工科大学,专门教授经济学的教师只有熊彼特一人,可想而知他在这里的教学负担之重,所以人们认为这种经历越发使得熊彼特视野宽广,这也是形成他学术体系多样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间接原因。
他在格拉茨期间,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成就。在他迁到格拉茨的第二年(1920年),首先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本书的内容现已众所周知,主要是通过企业者与改革以及加以信用创造的三重结构,以内在的机制为焦点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诚然,它也并不是单从理论方面描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正如熊彼特在本书的日文版序言中所说,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试图建构一个跨越时间的经济过程的理论模式,换言之,是想研究经济组织如何产生出经济过程的不断变化的动力的。在此书的第四版序言中他又说:“本书的读者,不会仅仅理解最后一章‘景气循环’,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知道,原书的任何一页实际上都关系着经济周期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人只要离开了均衡理论的领域,他自己就已经被卷入了经济周期的洪流之中,要说明任何现象都与它难脱关系。”
另一个与本书相关且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熊彼特体系中的二元论。如前所述,《经济发展理论》是他的动态论,《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是他的静态论,这二者合在一起,便奠定了动态、静态体系的基础。在《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中,他就像瓦尔拉派的经济循环流通换言为货币流通体系那样,把经济事实抽象化,提出了他著名的零利息率的观点。这样,在没有企业者、利润以及利息的循环性流通中,通过导入以企业者为中心的发展三重结构,使经济向动态转化。《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章可说是原封不动照搬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中的内容,其后发表的《经济周期》的理论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是从《经济发展理论》移植而来的。至此,熊彼特体系论述的主要问题,即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性、历史性、统计性分析便完成了。由此看来,《经济发展理论》可说是奠定熊彼特体系基础的著作。此后他的许多著作几乎全是以这种非瓦尔拉式的《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写成的。
在格拉茨期间,熊彼特又发表了另一重要成果,即发表了《学说史和方法史的诸阶段》(以下简称《学史》)。此书是作为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经济学大纲》的一册而写作的。此书由熊彼特执笔是韦伯专门从经济学史的作家中点名指定的。当时熊彼特年仅30出头,但他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海尔布伦称赞此书道:“这是一部只有专家才能充分评价的深奥并且成熟的杰作。”施奈德也对此惊叹道:“真是无与伦比!拜读了《学史》,无论是谁都不禁要问,一个还不满31岁的青年学者,怎么能够对那么多的原始资料有如此精通的认识和异常成熟的判断?怎么可能在此基础上写出如此有关经济思想的历史书?”由于本书的发表,使熊彼特对《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和《经济发展理论》确立的资本主义分析又增加了学说史的内容,从而完成了他经济学体系的整体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