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学术友情
李嘉图一生为人敦厚,朋友众多,结交了许多杰出人士。他最亲密的朋友当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穆勒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成为他精神上的导师;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和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等人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穆勒最初研究神学,在神学方面没能取得特别的成功。1802年,穆勒从爱丁堡到伦敦寻求发展,希望能在新闻事业和文学方面取得成就,但也未能如愿。随后,他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政治和政治经济学,这引起了李嘉图的关注。1807年,穆勒写了《为商业辩护》一书,他认为农业并不是英国力量的真正来源,商业才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源泉,该书使穆勒获得巨大声誉。正是因为这本书,李嘉图开始了与穆勒的交往,并最终因为共同的志趣使两人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
在伦敦两人经常见面,甚至有段时间几乎天天在公园里一起散步。1814年李嘉图搬到盖特科姆庄园后,两人见面的次数虽然减少许多,但是他们通过书信经常进行交流。李嘉图从穆勒那里逐渐接受了杰里米·边沁的哲学观和社会观,穆勒也接受了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同时李嘉图对穆勒的长子约翰·穆勒(1806—1873年)十分喜爱,小穆勒也非常敬仰和喜爱慈祥可亲的李嘉图。小穆勒后来成为了继李嘉图之后英国最负声望的经济学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成为英国各大高校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并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时间。
由于李嘉图早年就留学经商,写作能力较差,他对写作论文经常没有信心。穆勒对李嘉图的经济学天赋笃信不疑,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李嘉图的手稿。在李嘉图悲观失望或稍有懈怠时,穆勒也会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对李嘉图来说,穆勒就是位十分负责的良师,李嘉图也十分尊重老师的意见。1815年11月,穆勒接到李嘉图《一个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的修订稿后,认真研读,最终提出了许多建议。李嘉图就文章里提出的建议是否妥当征求穆勒的意见,穆勒则直言:“应当毫不留情地揭露像银行这种强势团体的丑事。他们总是想从已经负担很重的人民手中夺取非分利益,以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后来李嘉图就采用了穆勒的这段原话。
穆勒对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更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穆勒的帮助,也许就不会产生这部经济学巨著了。在《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发表后,李嘉图一度担心自己难以完成这样的创作。对于李嘉图的不自信和犹豫,穆勒一直不停地写信或当面劝说,积极鼓励、帮助李嘉图,并为李嘉图提出了详细的两步写作计划。但当时李嘉图过多的社交活动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1814年7月,李嘉图一家远离闹市,搬至盖特科姆庄园居住,可是因为李嘉图的名气大,又为人友善,家里常常都是宾朋满座。穆勒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建议李嘉图应当谢绝一些无聊的社交活动,把早餐和午餐以前的时间留给自己用于研究,把午餐以后的时间留给朋友。
穆勒除了不遗余力地帮助与指导李嘉图写作外,还帮助他竞选议员。李嘉图经穆勒介绍认识了英国哲学家边沁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等当时非常有影响的学者。1821年4月,李嘉图和穆勒、马尔萨斯、特罗尔等人创办了“政治经济学会”,他们经常置身于这个学会,开展经济问题讨论,这是英国第一个经济学团体,并对其他社会科学社团的发展开了先河。
李嘉图的弟弟摩西·李嘉图在《李嘉图回忆录》中写道:“李嘉图先生一直认为穆勒先生具有卓越智能。他的判断、他的识别力和他的观点,都使他比别人更能影响李嘉图。他们两人互相尊重。不难看出,李嘉图赏识穆勒的才能,而穆勒也尊重李嘉图的意见。”因此,可以说,与穆勒的友谊是李嘉图一生中最重要的友谊,穆勒的无私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李嘉图,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映衬出李嘉图的豁达、可亲与真诚。
李嘉图的另一名良师益友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马尔萨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784年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神学;1806年,他成为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但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很大。一直以来,两人都试图说服对方,但最终谁也未能说服谁。两人相互拜访,并通过书信就一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马尔萨斯还多次到盖特科姆庄园拜访李嘉图。尽管两人观点不同,经常争论,但这种争论对李嘉图的学术研究非常有帮助。在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过程中,如果说穆勒是李嘉图精神上的导师的话,马尔萨斯则是李嘉图一些理论问题的启迪者。李嘉图关于利润、地租与工资关系的理论以及“劳动价值论”都是在与马尔萨斯的不断争辩中形成的。
在结识马尔萨斯的时候,李嘉图在出版物上还只是崭露头角,而作为《人口论》一书的作者马尔萨斯则已经非常有名。李嘉图认为《人口论》阐述的理论非常清楚,是仅次于斯密《国富论》的经典著作,并接受了《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通过书信进行了许多争论。1815年2月3日,马尔萨斯的《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规律》一文发表。1815年2月24日,李嘉图则发表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来反驳马尔萨斯的观点,文章的副标题即是“对马尔萨斯最近两篇文章的评论”。马尔萨斯认为粮食的大部分依靠国外进口是非常危险的,限制进口是明智的办法;而李嘉图则认为,资本利润取决于粮食的价格,应鼓励自由贸易,使外国廉价粮食进入英国,从而降低英国国内粮食的价格。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两人维护的利益不同,马尔萨斯力图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李嘉图则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阐释问题。与马尔萨斯之间的争论使李嘉图对利润与地租的关系、地租与工资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为他后来撰写《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奠定了基础。
在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后的第三年,马尔萨斯针对李嘉图的观点,于1820年4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尔萨斯对李嘉图书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批驳。李嘉图认真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他坚决反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及关于地租的观点。为此,他对马尔萨斯的著作逐节进行了批驳,于1820年年底写成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并将手稿送给马尔萨斯阅读。后来手稿遗失将近一个世纪,到1919年才被发现,于1928年公开出版。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两人还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并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不仅进行学术交流,两人在生活上还互相关心。李嘉图终其一生都很富有,马尔萨斯则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李嘉图多次从物质上帮助马尔萨斯。在1815年滑铁卢大战前的公债买卖中,李嘉图没让马尔萨斯出一英镑,就将5000英镑公债记在了马尔萨斯名下。但马尔萨斯的神经十分脆弱,过于小心,他对战局没有把握,因此写信请李嘉图在获得小利时就尽早把公债卖掉。结果,最后公债价格上涨的很高,马尔萨斯十分后悔过早地卖掉了公债。李嘉图在遗嘱中还特别遗赠了财产给马尔萨斯。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都是品格高尚的伟人,迥异的观点和不断的争论丝毫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最后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在李嘉图去世后,马尔萨斯曾经说:“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其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无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话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至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正因为两人都具有追求真理的忠诚之心,才使得彼此在争论中更加热爱和尊敬对方,他们的友谊在争论中得到升华。
让·巴蒂斯特·萨伊则是另一位与李嘉图争论一生却也惺惺相惜一世的学术益友。萨伊是法国经济学家,他首先提出了资本家的利润、地主的地租和工人的工资是由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生产出来的观点。他与李嘉图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忠实拥护者,但李嘉图信奉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价值论”,而萨伊则坚持“效用价值论”,即认为效用(即物品对人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决定商品价值。两人之间观点的差异十分明显,可这并没有妨碍两人之间的学术讨论和私人友谊,两人经常通过书信等方式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后来,李嘉图几乎全盘接受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1814年12月,在穆勒的邀请下,萨伊到盖特科姆庄园拜访李嘉图。萨伊外表朴素,性情敦厚,具有良好教养的绅士风度。李嘉图写信给马尔萨斯谈到了对萨伊的印象,“他是个坦率而易于相处的人,我发现他是一个有教益的同伴”。
1815年9月,萨伊也劝告和鼓励李嘉图创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说:“我同穆勒先生一样认为,您能够完成这项意义非常深远的工程,如果您以一些实际的应用和例子来发挥《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里的抽象理论,您的理论就更容易使人明白。”《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法文版出版后,萨伊对李嘉图的观点进行了评注,而这对传播李嘉图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