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与看不见的手
从1765年12月到1766年l0月,斯密在巴黎度过了大半年。但他在巴黎社交界的影响并不如他的朋友休谟前三年在当地的影响,当然也不如十年后富兰克林在当地的影响。斯密虽然未能在巴黎社交界拥有名气,但是与爱尔维修的结识,在当时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爱尔维修这个人很有魅力,且聪明过人。爱尔维修在他的哲学中力求使伦理学摆脱教会封建制度的枷锁,宣称利己主义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进步的因素。新伦理,实质上即资产阶级伦理学的基础,就是自私自利,就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然努力,这种努力只有当别人同样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才受到限制。爱尔维修把自私自利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全世界倾心自然的作用相提并论。与此有关的是人们天生平等的思想:每个人,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如何,都应该享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整个社会也就会因此而和谐发展。斯密发展了这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用于政治经济学。斯密所创造的关于人的本性和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概念,成了古典学派观点的基础。关于“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提法就是从《国富论》中援引而来的。
斯密的思路设想可简述如下。自私自利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但人只有在向别人提供劳务,把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进行交换的时候,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分工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人们相互帮助,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尽管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但各个人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让他毫无阻碍地行动,也能使社会富裕繁荣。更何况,正如俗语所说,秉性难移,所以这种力量甚至能够“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使是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蛮法律……”在这方面,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因为后者限制人的“天然自由”,即买卖自由、雇佣和受雇的自由、生产和消费的自由。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的资本(当然,实质上就是指资本家),使他的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通常他并没有同时考虑到社会利益,也没有意识到,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祥,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看不见的手”,是指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这些规律不仅不依照人们的意志发挥作用,而且往往违背人们的意志。斯密以这种形式把经济规律的概念引入了科学,从而向前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样一来,他实质上是把政治经济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了。斯密把利己主义和经济发展的自发规律,即能借以有效地发挥良好作用的条件,称为自然秩序。在斯密和后来的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看来,这一概念似乎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这是经济政策即放任主义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理论结构,是研究经济现实的一种模式,或者说范式。
在物理学中,抽象的理想气体和理想液体被认为是认识自然的最有效的工具。真实的气体和液体反倒显得并不“理想”,或者只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才显得理想。然而,将这种反常情况加以抽象,用来研究“纯态”现象,是有很大意义的。“经济人”和完善的自由竞争的抽象在政治经济学中也有某种类似之处,因为真正的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私自利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完全一样,永远没有,也不会有绝对自由的竞争。然而,如果科学不作一定的假设,把无限复杂且多种多样的现实加以简化、模拟,从中分出最重要的特征,那么科学就不可能研究大量看得见的经济现象和过程。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人”和自由竞争的抽象化是完全正确的,并在经济科学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它尤其符合18、19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经济人”就是人的永恒的、天然本性的体现。这不是发展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发展的起点。关于人的本性这样一个超历史的概念,斯密同当时的所有大思想家,特别是同爱尔维修,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
斯密通过“经济人”这一观念,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问题: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动因和动力问题。同时,他在考虑到“自然”人中隐藏着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人的前提下,对这个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在当时来说极为深刻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