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八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出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著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著的《经济学》出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仅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失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萨缪尔森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在做学问上,萨缪尔森融百家之长,以“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理念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在不同的学术争辩中,萨缪尔森以开放的心态“折中致合”,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而在职业的选择上,他也颇谙中庸之道,做官与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两边同样精彩。
萨缪尔森虽然多数时间“宅”在家里和学院,但他的名声却传播广泛。他长期为媒体撰写专栏,对现实世界的挑战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以期帮助公众建立理性的认知并影响政府的决策。虽然萨缪尔森“未曾连续在华盛顿呆满一周”(他本人对此一直深感骄傲),但他对白宫的作用绝对称得上举足轻重,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1953年,他在美国预算局为政府出谋划策,在他的帮助下,美国克服了20世纪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萨缪尔森在马萨诸塞州的一片海滩上给肯尼迪上了一堂40分钟的经济学课程,他告诉他的学生,“暂时减少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成为应对衰退的强大武器”,1963年,肯尼迪总统推出了著名的“减少个人所得税法案”,该法案被广泛认为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75年,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尼克松的经济政策:当你把当前的经济衰退翻过来,就会清楚地看到“华盛顿制造”几个大字。但他也绝不是那种贪图权力、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拒绝了肯尼迪总统让他出任美国经济顾问主席的美差,理由就是他不希望坐到一个不能表达他所思所想的位置上。因时制宜,随机应变———“无可无不可”,萨缪尔森将“中庸”的理念理解得透透彻彻,应用得酣畅淋漓。
“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牛顿出生了;到了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凯恩斯出生了,”萨缪尔森如是调侃历史,接下来凯恩斯之后,萨缪尔森出现了。
现在,萨缪尔森离去了,接下来的传承者会是谁呢?让时间来见证,我们只能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