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在1998年他的教科书自序版的开头曾讲过一段故事:在中世纪末期,英国有一位伟大的诗人———G·乔叟。一天,他看见三个人正在忙碌,遂上前发问:“诸位在忙些什么?”第一个人随口答道:“我在挣钱,这活挣得多。”第二个人慢条斯理地说:“我在把这些宝石和玻璃镜片雕拼成神圣的图案。”第三个人振振有词地说:“我在建一座伟大的教堂。”在完成第一版的写作任务的“汗流浃背”的三个月时间里,萨缪尔森讲自己“始终同时扮演着这三个人的角色”。这就是只属于萨缪尔森的永恒世界,三者兼而有之。
1948年由于《经济学》第一版的畅销,几乎使萨缪尔森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位拜伦式的英雄。这一奇迹,保持了30年之久。过去的四五十年中,出现了几本经济学的教科书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形成了挑战,有的甚至一度超过了该书的销量,但迄今仍然没有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能够历经61年,19次再版,版版精品,版版畅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芝加哥,百业凋零,即便是中产阶级的大人和孩子,每天面壁自语的话是:“我们在饥饿中挣扎,谁又能给我们一颗土豆?”这就是留在萨缪尔森心中挥之不去的关于芝加哥的童年记忆。这样的早期生活经历促使正在海德高中读高一的萨缪尔森开始研究股票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萨缪尔森帮助自己的代数老师买进的几支股票着实让老师猛赚了一把。直到70多年后的一次专访中,萨缪尔森还一一数来,津津有味地形容它是针对人之本能思维惰性的“系统误导性检验”。从此,萨缪尔森走上了一条天才经济学家的道路,让我们这个前50年危机后50年和平(这是萨缪尔森在17版的前言中对20世纪的精辟断代)的世界拥有了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大师。这是萨缪尔森的第一永恒世界。
早在芝加哥和哈佛大学读书期间,萨缪尔森就是一位“既不考虑资历也不考虑地位”率直批评其教授们的弟子,这是耶鲁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对萨缪尔森的回忆和评价。萨缪尔森这种学术上桀骜不驯的精神也使其与具有同样个性的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哈罗德·博尔巴克的关系既牢固又飘忽不定的微妙,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个人关系上融洽温暖。在萨缪尔森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40岁以下最有成就的克拉克奖时,就受到了来自哈罗德的强烈抵制。这个奖项也最终导致萨缪尔森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博尔巴克教授所强烈批评的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也在其后被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热捧20多年之久,萨缪尔森常把这件事笑谈为“甜蜜的报复”。
萨缪尔森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的学术纷争在经济学界也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的同门弟子,弗里德曼是师兄,萨缪尔森是学弟,从那时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两人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对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二人在学术之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相互嘘寒问暖的兄弟。
萨缪尔森一生高徒满堂,最有影响的学生当属肯尼迪总统。肯尼迪在刚刚胜选后的第一时间做的事情是邀萨缪尔森为他授课。两人课前坐在马萨诸塞州的避暑胜地海恩尼斯海边的岩石上有一次深入的心的交流。按照肯尼迪家族的惯例,课前必须在其私人游艇上举行一次盛宴招待老师,萨缪尔森对此颇感失望。然而,他却另有一番调侃:“我们进行了一次大脑与内心深度交流的思想大餐。”这样总统与学者之间的心与心的交流使肯尼迪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潜在的经济危机。
上任伊始,肯尼迪如沐春风,刚刚搭建了一支强有力的财政团队,预算也已平衡,只欠大刀阔斧地施政而已。然而,萨缪尔森给他的谏言却是美国经济正在走向衰退的警告,必须通过减税来规避这场危机,肯尼迪对此极为恼怒。但肯尼迪最终还是接受了萨缪尔森的劝告,按照萨缪尔森的设计,他推出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后来,其继任的约翰逊总统成功地实施了这项方案,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很快地得以恢复。
这就是萨缪尔森的第二个永恒世界,他把那些漂亮的各自相左的宝石和玻璃镜片兼收并蓄,雕拼成神圣的图案。这是他的信仰,他的追求。
晚年的萨缪尔森思维更加敏锐而冷静。“适度中间路线”是其晚年对崛起中的中国发自肺腑的箴言。他在寻找一条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既不东也不西的“中庸之道”。萨缪尔森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最新的19版中,94岁的老人不但亲自大动干戈地将第18版的内容删去了十分之一以上,与时俱进地更新了30%以上的数据和内容,还亲自操笔写就了那篇空前绝后的“一个中庸老者的肺腑之言”。这篇自序对战后经济科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功过得失进行了彻底的梳理,是19版得以在历史上定格的基石。
这就是萨缪尔森的第三个永恒世界,他倾其一生在努力“建一座伟大的教堂”,一座东西兼容、南北并包、天下和谐大同而又个性张扬、全球化世界经济按照其提出的乘数加速模型发展的大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