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萌芽阶段
区域经济学处于萌芽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以西方古典区位理论为代表。西方国家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开始创立的区位理论。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先后形成了四个有代表性的区位理论。一是以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学家J·H·杜能的农业生产布局的农业区位论；二是以1909年德国经济地理学家韦伯的工业生产布局为核心的工业区位论；三是以1932年德国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的城市规划布局为核心的城市区位论；四是以1940年德国地理学家A·廖什（A. Losch）的市场区位论。这些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的或某一方面的经济客体（如农业种植地带、工业企业、市场、城镇）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关系，是寻求单个经济客体最优区位的决策因素。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若干缺陷，但对区域经济学的诞生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个阶段中，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探讨区域差异的形成及其作用因素，并对市场机制的缺陷开始进行反思，提出了实行国家干预的正确主张，端正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为推进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兴起阶段
在20世纪50—70年代，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区域发展理论和战略模式，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输出基础理论、增长极理论、累积因果理论、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
输出基础理论最初是由诺思在其著名论文《区位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中提出（North，1955），后经蒂伯特（Tiebout）、博尔顿（R.E.Bolton）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加以完善。它的理论基本思想是，一个区域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内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增长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的。它的基本思想是，“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1988）。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布代维尔（J. R. Boudeville）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扩展到内容更为广泛的区域范畴。他认为，“一个区域增长极是指区位在一个城市区，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推进型产业”（Boudeville，1966）。20世纪60年代以后，（弗里德曼J. Friedmann）以及其他学者用“集中的分散化”思想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
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第三个很有影响的区域发展理论是累积因果理论。最早在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 Myrdal）在其名著《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区域》中，提出了循环与累积因果原理。按照他的观点，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繁荣地区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之后，卡尔多（N. Kaldor）、狄克逊（R Dixon）和瑟尔沃尔（A. P. Thirlwall）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缪尔达尔的思想，并提出了具体的累积因果模型。
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是运用标准的新古典国家增长理论来分析区域增长问题的一个学派。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开始把需求、规模报酬递增、新技术、集聚经济以及支持投资的公共部门的影响等因素引入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使其逐步得以完善。如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理查森（H.W.Richardson）在其1973年出版的《区域增长理论》一书中，把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融合空间维的区域增长理论模型（Richardson，1973）。
3．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区域经济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特征。如交通、通信设施的改善，特别是知识、信息、网络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区位要素、区域发展要素的内涵和组合发生根本性变化；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利润最大化到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调整，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纠正单纯强调大都市、大规模、集中化的偏差，提倡小规模、分散化和“中间技术”的发展与扩散；研究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合作和共赢结局，实施正确的区域理论和政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区域经济实践、理论与方法研究中注入了大量丰富的新内容，使区域研究模型化、动态化，呈现非平衡和非线性的特点等。这一时期是区域经济理论和实践迅速发展和繁荣的新时期，也是区域经济学获得新发展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