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及其人力资本论把人的体质、技能和知识当做生产力要素来加以分析研究，因而可以像物质生产要素的生产那样，进行投入—产出分析，从预期效益率与投入成本的比较来确定投资规模，因而开辟了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并因此而引起把教育、卫生保健、家庭消费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之内，导致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源会计学的兴起。
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上唤起了人们对“人的素质、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的关注，从传统上的物质资本中心，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中心。传统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物质资本投向可获利最大的部门，是根据效用最大原则获取最大的享受。这样的个人，是作为理性的物质资本投资者的资本家和受享乐主义支配的消费者个体。而人力资本论实际上把所有人都变成了资本所有者，甚至劳动者的职业选择也被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投资选择。个人的消费选择，也不完全是个人当前享乐的最大满足，同时又是生产人力资源的投资。个人的消费与人力资源的生产合二为一，家庭又重新成为“生产”单位。个人不仅可以通过拥有物质资本而致富，而且，拥有人力资本更能致富。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从而使国民收入中劳动者的份额倾向扩大。这样一些观点曾经是遭到嘲笑讽刺的，而现在开始普遍为人所接受。
人力资本理论对个人和家庭的指导意义是：要更重视人的投资。不能只顾眼前的享受，而且要考虑长远的个人收入的增长，因而要在教育、培训、文体和闲暇等方面投资。选择职业，不仅要考虑收入，还要考虑个人经历、经验和技能知识的发展。特别是对孩子的培养，这是家庭的一种长远投资。另一方面，既然是一项投资，就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人力投资也有一个选择最有利的投资方向的问题。在这里，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又充分显示出来。
人力资本理论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战略性的。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劳动力看做障碍，而人力资本论则把劳动力当做资源，而且是一项最具潜力和用途最大的资源。作为一项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人力资源开发应放在首要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百业待兴的情形下，保证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投入显得更为重要。而发展中国家资金的有限性，要求更应注意人力资源开发投入的经济效益，在结构上合理布局，在体制上加速改革，以减少浪费。
但是，当人们满怀激情欣赏人力资本论的时候，未免对它的意义夸大其词。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否真的有舒尔茨所说的那么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前苏联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教育投入最多，搞得最好的国家，理应最发达，但它的丰富人力资源、高素质的人才和普遍受到较高教育的劳动者，并没有把国家导向最发达的地位。可能也正是由于人力资本论的这一缺陷，所以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产权经济学开始热起来，道格拉斯·诺思从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得到了人们的巨大反响。
人力资本论本身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人力资本论所阐明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就像李斯特所说的那样，物质生产力的培育比物质本身更重要。经济发展涉及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以及人民的生存、劳动和福利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人力资本论大体只局限在较低层次上，人力资本投资仅着眼于经济增长，它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活动，它促进人力资本质量存量的提高，是为了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人的投资的意义，应着重的是“人”，它是一种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所必需的投资，所追求的不再是“物”的增加，而是“人”的全面发展。
再者，人毕竟不是机器，不是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社会交往和个体经验的主体。个人的思想、感情、经历和环境、个人的态度或积极性都会对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以人力投资来计算效益或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很难做到科学。
但不管怎样，舒尔茨及其人力资本理论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认的，最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大多是建立在人力资本论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证明。科学地对待人力资本论，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