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认识到杜会经济中工业等对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学者、配第等英国启蒙学者、重农主义者魅奈与杜阁，以及同时代学者休谟等经济和增长思想影响下，斯密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和增长思想。斯密的增长思想最早包含在其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课程的讲稿《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在该讲稿中，斯密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自然需要，富裕起因于分工，分工程度必须和商业的范围相称，从而给出了斯密关于财富性质和财富增长原因的基本观点，从而构成斯密增长思想的两大核心方面。斯密的这些增长思想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论述。斯密在《国富论》中表达的国民财富有几个要点：是生产性劳动或有用劳动（不包括服务）的产物，是供人们享用消费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即有使用价值或效用； 可以进行交换，包括国际交换； 有一国的总量概念，但更重要的是人均数量（产品对消费者的比例）。斯密的这种财富观纠正了重商主义的根本错误，为其增长思想奠定了科学基础，这是斯密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理论最主要的贡献之一。
因为强调财富是劳动生产的有用物品，因此斯密能认识到社会经济中工业等对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避免了重商主义或重农学派只承认货币或农产品是财富，而片面强调商业或农业、忽视和压制其他产业的错误。这种财富观也使得斯密比较容易发现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和源泉，斯密认识到对“国民供给情况好坏”有决定作用的“劳动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比例”，因此特别重视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既然认识到财富就是劳动的产物，那么劳动（或有用劳动）当然是财富的第一要素或源泉，劳动增加或从事有用劳动人数比例提高就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斯密的这些增长观念与现代的财富观和经济增长观念比较接近，奠定了斯密增长思想的科学基础。
斯密根据上述财富观念，把考察经济增长的视角主要放在生产和供给方面，并判断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首先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次是参加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增加或比例提高。这种思想又进一步引出斯密对分工、资本、市场规模等各种因素的重视，从而认识到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斯密的时代，影响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又取决于资本和市场规模，因此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此外，斯密还认识到社会总资本的数量也是整个社会维持产业和雇佣劳动数量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或者反过来说，经济增长常常受到资本数量的限制或制约。
劳动（或有用劳动）当然是财富的第一要素或源泉，劳动增加或从事有用劳动人数比例提高就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
上述关于经济增长的基本认识，也使得斯密认识到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斯密认为，人口增加一方面会导致从事劳动的人数增加，从而能够促进分工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又会促使市场扩大，同样也能促进生产规模和分工的发展，因此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并且，斯密还看到了国民财富增长会反过来促使人口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有可能存在一种良性循环。斯密比较乐观的人口思想，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其他古典学者的观点差异很大。
斯密从对经济增长的基本认识出发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际贸易在重商主义那里就已经得到了强调，但重商主义认为只有能够输入贵金属的国际贸易顺差，才对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作用。而斯密则从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分工加深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思想出发，首先认识到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国民财富的增长会受到本国市场规模的限制，对外贸易是突破这种限制的惟一方法。因此国际贸易对斯密来说，不过是把一国的市场扩大到多国或者国际市场，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因此在存在斯密认为有分工就肯定会有以专业化效率为基础的“绝对利益”时，国际贸易必然是有利的和应该支持的。斯密还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具体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利益，认为国际贸易能够实现本国剩余产品的价值，可以获得自身需要的物品并降低产品价格。因此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并不以贸易顺差为前提，只要符合双方的绝对优势，即使没有顺差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巨对贸易双方均有利。斯密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思想，被归结为著名的国际贸易“绝对利益说”。
斯密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是自由放任。
斯密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是自由放任。这个著名观点既是斯密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古典学派的一面旗帜，影响过许多经济学家和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对提高生产效率作用最大的分工和资本配置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然形成和有效实现，个人的正当趋利动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市场只会降低分工和资本配置的效率，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由放任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政府的任务应该是维护稳定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秩序，为经济增长提供制度保证。斯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封建制度和政治的限制，自由放任的政策符合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效率的巨大促进作用，因此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
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景斯密也有论述。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讨论经济增长不仅要注意当前，而巨要考虑未来。斯密认为在短期增长过程中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因为增加资本投资会引起市场扩张，而市场扩张又会产生出更多的利润和进一步的投资。但这种自我强化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长期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增长的极限由一个国家的土地与资源、与其他国家相比所处的地位，以及它的法律和制度等决定。并且，斯密还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不稳定的动态过程，从均衡状态开始，任何偏离均衡的力量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经济增长进程有进步状态、退步状态和静止状态三种不同的情况，其中静止状态就是增长的自然上限，当一国的财富已经达到资源和环境允许的最大限度时，就没有再进步的可能。现代的增长极限论和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稳定状态等思想，与斯密的这些观点基本一致。
斯密也讨论过经济发展阶段和富国穷国问题。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斯密认为生产力增进主要通过分工促进生产效率和劳动者技能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发明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对现代意义的技术进步认识不足。因为穷国在技术改良方面的潜力大于富国，因此斯密认为富国不一定总能保持领先。斯密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教育与文明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斯密的许多观点，例如“与其说分工是才能的结果，不如说才能是分工的结果”和“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等，与现代增长理论中的“干中学”和内生增长思想其实非常相似。
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讨论经济增长不仅要注意当前，而且要考虑未来。
斯密增长思想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其由于时代和认识能力而造成的局限性。斯密增长思想第一个方面的错误也是在财富观方面。虽然斯密认识到财富是人类生产的有用物品的思想是科学正确的，比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财富观念科学得多，但斯密只承认物质产品的价值，认为只有可以积累或者储存起来的有形的劳动产品才是财富的观点却是片面的。斯密财富观念的这种偏差，使得斯密和斯密理论的继承者无法解释服务业占主体的现代经济增长问题，而巨还会导致对服务业的忽视，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斯密只承认物质产品的价值，认为只有可以积累或者储存起来的有形的劳动产品寸是财富的观点却是片面的。
斯密增长思想第二个方面的不足是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它有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需求因素的忽视。由于在斯密所处的时代，生产力低下是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而巨斯密特别重视资本积累的作用，并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因此虽然斯密对市场范围决定分工和生产循环的论述中隐含了对需求因素的考虑，但斯密对需求因素的重视显然是不够的，没有认识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经济增长分析主要从供给方面考虑。这是斯密增长思想的主要缺陷之一。斯密同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学者主要考虑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或生产要素比例的新古典理论，都在这方面犯了同样的错误，有些比斯密更加片面。
对需求因素的忽视所产生的后果是，在生产和供给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供给过剩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理论困难。事实上，凯恩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理论困难带来的结果。其次，斯密背弃了自己关于劳动是财富生产和经济增长第一要素的正确的初始认识，滑向了“资本决定论”。因为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比劳动增加更加重要的决定产出增长的因素，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又取决于资本规模，而与劳动无关； 他将分工归结于一种人类固有巨特有的交换倾向的结果，认为分工的直接根源是“人类爱把东西互相交换的癖性”，与人们的主观努力无关； 他看到劳动受制于资本、劳动供过于求等现象，但对复杂劳动，以及投资经营、受教育和开拓新领域等人类经济努力重视不够，虽然斯密认识到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源泉，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得出了资本和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之根本推动力量的结论。对资本的强调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是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的，但过分强调资本的作用，甚至认定它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则不符合经济增长的规律。
因为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或中间过程，把它们作为内在原因，就不可能发现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无法解释资本充裕、过剩时代的增长现象。斯密对资本积累的重视影响了许多继承这种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时期，这些经济学家都遇到了严重的理论问题。
斯密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同样也有不足。在支持自由贸易的方面，斯密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工作。斯密认识到了存在绝对利益时国际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却没有认识到即使不存在绝对利益，只要有相对利益也可以发生对双方有利的贸易。这项工作后来由李嘉图补充完成。另一方面，斯密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有根据，但其前提条件在现实中却常常难有保证。因为贸易地位不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利益有差距，特别是因为不同产业的发展潜力不同，虽然通过国际贸易形成国际间的专业化分工在短期中对任何一方都有利，但在长期中却并不一定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在其他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时，单独实行自由贸易对本国非常不利，因此普遍的贸易自由化本身也有问题，而巨很难实现。由此可见，斯密对自由贸易的无条件支持是有缺陷的。
斯密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一味强调自由放任也是片面的。
斯密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一味强调自由放任也是片面的。在市场机制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鼓励自由竞争确实能够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但自由放任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是有条件的，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自由竞争也未必导致最有效率的均衡，自由放任与经济效率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斯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思想符合早期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长期在西方各国占统治地位，直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周期危机愈演愈烈、这种经济政策难以为继的时候，其统治地位才开始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