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增长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在批判地吸收古代学者、英国启蒙学者和重农学派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理解斯密的增长思想之前，首先了解斯密增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前辈学者的增长思想是有益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溯至西欧奴隶制和封建庄园经济时代。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很难提高生产效率，统治者靠战争掠夺和扩张获取财富，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关心的是以财富分配为目标的管理问题，甚至认为贫穷比富裕更值得肯定，因此不可能产生经济增长思想。不过色诺芬和柏拉图等还是认识到了专业化、分工、人口规模和市场等对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这些认识对后世的增长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15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和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新兴的民族国家和新生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家等有了增强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要求，有了产生经济增长思想的条件。马丁·路德和约翰·海尔斯等学者认识到国家财富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提出通过引进新工艺和技艺，鼓励自由进入手工业或商业以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商品输出以增加国家财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对古典学派的增长思想也有启发。
新兴的民族国家和新生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家等有了增强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要求，有了产生经济增长思想的条件。
17—18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重商主义思潮的产生和流行。重商主义学者关注国民财富的增长，但认为只有金银货币是财富。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禁止货币出口。晚期重商主义认识到把货币投入国际流通有利于其增加，因此主张禁止进口，鼓励出口。重商主义学者认识到激励的重要性，主张把资源都用于生产和流通，特别是生产出口商品，最终形成了以“贸易差额”为中心、以货币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系统增长思想。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系统增长思想。由于不承认一般物质产品是财富，忽视国内生产、消费和市场扩大，因此重商主义不可能发现经济增长的真正规律。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压制农业、制造业，对国际贸易也有不良影响，从而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休谟和斯密等都对重商主义的错误进行过批判。与重商主义同时代的英国启蒙学者配第和洛克等的增长思想则比较科学。如配第首先认识到分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配第还进一步根据分工和市场扩展的需要，认识到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和富裕的重要作用。配第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升级的相对重要性和比重变化的必然性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些思想为斯密等古典学者的经济和增长理论提供了营养。
重商主义之后，重农学派反过来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出纯产品，农产品才是真正的财富。重农学派在纠正重商主义错误的同时，自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重农学派的经济政策只重视促进农业生产，排斥其他工商业活动，必然损害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重农学派对经济和增长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不是财富观念和增长思想，而是魅奈的《经济表》。《经济表》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对经济和增长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经济表》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对经济和增长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自18世纪中叶起，产业革命使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分工加深，市场进一步扩大，为追求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条件。生产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生产增加和国民财富积累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从而成为古典学派的核心研究对象。在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继承配第等经济增长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古典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科学、系统的经济增长思想。
休谟先于斯密认识到生产力提高主要来源于比较利益的开发，生产力由产业规模决定，而产业规模又是由对外与对内的贸易规模决定的，因此贸易是双边互利的，决定一个国家繁荣与否的是真实要素而不是通过贸易顺差和金块。休谟也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生产力与增长的关系，思考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并讨论了富国和穷国的关系及赶超问题，认为后进赶上先进是由于低工资和技术进步的潜力，而不是以先进国的损失为代价等等。休谟的这些思想对斯密和以后学者的经济增长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