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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斯密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中国知识界谈到启蒙运动，通常都是指18世纪由法国知识分子领导的启蒙运动。
事实上，18世纪另有苏格兰启蒙运动。1740—1800年苏格兰经历了引起社会剧变的启蒙运动。特别是《1707年联合法案》的通过和宗教改革的完成，许多苏格兰学者开始在欧洲大陆的大城市授课，随着大英帝国的诞生和快速扩张，在苏格兰本土进行了哲学思想上的反思并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思想家。苏格兰这个西欧最为贫穷偏远的地方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并迅速成为欧洲文明的一股强大势力。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苏格兰通过在大英帝国内部自由贸易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通过自古典时期建立的欧洲最早的公共教育系统获得了教育上的优势。随着各方面的迅速发展，苏格兰思想家开始怀疑那些约定俗成的假设，希望通过启蒙运动开辟自己的人文主义实践道路。正如伏尔泰所评价：我们通过苏格兰看到了所有追求文明的信念。
对理性的不同解释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包括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基本差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认为，理性本身没有能力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未来。理性本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但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并不反对理性，他们非常注重提倡理性，并认为要用理性的方式来了解理性本身的能力。根据他们的理解，理性本身能力是有限的。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理性本身能力的高估，源自笛卡尔的哲学革命。笛卡尔认为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任务是怀疑，任何事物都可被怀疑，真正的实在禁得起最严格的怀疑。换言之，一项无论怎样被怀疑也无法证伪的事物，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存在。由此思路思考下去，笛卡尔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不过，他发现自己最终无法怀疑笛卡尔这个人是否存在。他说，当他怀疑自己是否存在的时候，他是存在的，否则他无法怀疑自己的存在。
换言之，在他怀疑的时候——亦即他运用理性从事思考的时候——他必然存在，至少在他怀疑自己是否存在的时刻他必然存在，否则他无法怀疑自己的存在。因此，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样的思辨极为敏锐，但影响却很糟。笛卡尔并没有直接说理性可以创造一切。但理性被提高到这个层次以后，人的思想很容易滑落到认为理性乃是肯定人间一切文明的标准。法国启蒙运动的不足则是思想家们对理性的看法膨胀化，造成了对理性的误解与滥用。
对理性的不同解释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基本差异。
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则认为理性本身没有如此本领，其基本理由来自对理性的一种新理解，即对于社会与文明演化的理解。作为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休谟发现道德规则不是由理性创造的，而是经由演化而来。另外，任何社会中的秩序也不是经由理性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某些情况、某些条件下，经由演化而得。同理，受另外情况、另外条件影响下的社会，则可能愈来愈混乱。
这一派的思想家们认为，理性本身是与文明的演化互相促进成长的，理性没有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的本领。因此，一切进步皆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传统为基础的建设才是切实的建设。我们只能修补改善传统的产品，却没有能力——像全知全能的上帝那样重新创造出来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一学派的思想当然不反对文明的进展，它毋宁说是发现了一个真正能够导向进步的基本原则：在经由演化而成的丰富的文明中，我们只能根据其中的某一或某些原则来衡量一些（而非全部）文明的产品，然后决定是否保存、扬弃或改造它们。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主张一种渐进、多元、非整体性的进步改良原则，这对斯密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