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寿险先驱-吕岳泉
民族财险的先 驱以唐廷枢为代表,民族寿险的先 驱则以吕岳泉为代表。 吕岳泉 (1877~1953), 江苏省南江县人, 幼年在上海一英商家中做帮佣, 并借机向主人学习英语和保险业务, 后进入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任职。
1911 年冬, 辛亥革命的思潮让吕岳泉意识到:三千年未有变 化的禁锢、封闭、 保守的封建王朝行将就木, 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将影 响中国的命运。 他打算辞去英商永年人寿南京分公司经理的职位, “自创纯粹之华商寿险公司”。
吕岳泉曾回忆当时的想法: “创办之议肇始于辛亥之冬”, “深感于寿险事业之重要,攸关国计民生者, 如无华商自立之公司不独利权外溢, 且将人民之生命保障委托于外人之手, 于国家体面、国民人格上均有关系”。
时年34岁的吕岳泉已在外商保险圈历练20多年。他是上海浦东江边船工的儿子,勉强读了3年书,12岁到英人穆勒家做佣工。 穆勒是一位职业保险人, 后成为英商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业务经理。 在穆勒家, 吕岳泉不仅学会了英语, 还耳闻目睹了保险的相关事项和业务。 凭着天资和努力, 他成了穆勒的业务助手, 在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当了保险营销员。 因业绩出色, 吕岳泉被派到南京担任分公司经理。
在南京拓展保险业务时期, 吕岳泉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 受新思想启迪,他加入了同盟会。 受“民族、 民权、 民生” 思想影 响, 他深感给外商 打工的苦闷, “外国寿险公司遂得独占经营于吾国中, 其 吸收吾之金钱, 每年何虑千万, 复以外债输入吾国, 一转手间受两种权力损失”。
那个时期(截至1911年年底),全国华商保险公司约35家,其中财险27家、寿险8家。这8家寿险公司大都不是纯粹华商, 主要借助外商实力开展业务, 缺少管理、 精算、 核保人才,加上人脉资源匮乏, 经营渠道难以建立, 经营惨淡。
为了“自创纯粹之华商寿险公司”,吕岳泉和徐绍桢、王人文谈了自己的想法。 徐绍桢在当 时的影响力很大, 其早年曾赴日本考察军事, 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 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 誉为民国元勋。 王人文曾任四川护理总督,是著名四川保路运动的支持者,1911年10月10日参与武昌起义, 是起义八大功臣之一。
吕岳泉曾回忆: “以此意商诸 徐 绍桢、 王人文诸公, 均蒙赞许, 乃即着手进行。 自辛亥之冬开始筹备, 至民国元年(1912)6月1日成立,7月1日开业. 资本总额规银100万两, 先收20万两(实收到13.5万两即开业),后改为国币50万元,股份额定五千股,实收五千股, 每股100元。 华安合群的含义一一合众人之力、保中华平安。”华安合群保寿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合群”)凭借其实收资本在当时已具实力, 与当时外商保险公司平均 注册资本接近。 在华商中, 华安合群乃居前列。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1915年共有华商保险59家, 注册资本总额959.6万元。 据此数据, 华商保险公司平均注册资本为16.3万元,华安合群资本是当时华商保险公司平均资本的3倍多。
徐绍桢出任公司董事长, 其他董事为 沈仲礼、 王人文、 王芝祥、 朱葆三、顾兆德、徐承庶, 他们皆为政商两界显赫人物。 由于吕岳泉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 作为创办人及和董事长徐绍桢的特殊关系, 暂以稽查及经理部主任的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公司聘请前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经理、 英国人郁赐为总司理, 第夫礼斯为总稽核兼精算师。 10年后吕岳泉走上前台, 正式出任华安合群总经理.
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 百年前华安合群的经营方式也是 贴近中国国情的精明选择。 吕岳泉追求民族自立, 但又清醒地认 识到保险作为舶来品, 必须向西方学习。 他以创办人的身份主张总司理和精算师的岗位由欧美专家担纲, 这使公司一起步就站在国际化的起点上, 并有能力与外资保险抗衡。 他还另外选派有发展潜力的职员作为欧美专家的助手,培养本土人才。 公司办事处和经理部职员全部经过严格选拔, 不仅有才干、 有经验, 还要求品行笃实, 不尚 浮华。
从实际效果看, 聘用这样的职员不仅“成绩与欧美公司并驾”, 而且 “公司设立年期愈久,则开支愈形节省”.更关键的是, 吕岳泉体察到中国官商一体垄断经济的社会结构, 充分发挥本土化优势, 凭借人脉资源, 不遗余力地邀请高官巨商参与创办、 入股或出 任名誉董事、 董事、 监事。 就公司的强大官商背景而言, 在当时国内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难望其项背。 比如, 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和代总统冯国璋都是华安合群的股东和董事。
对这一做法,吕岳泉的解释是:“寿险公司国外称为实业之母, 居金融界之上流, 与银 行及各种金融公司相对峙, 纯以信用为根基, 固开业之初第一须有著名资本大家, 第二因保险事业幼稚, 须 待位望崇隆者提倡指导。 二者并行,始能相济。”
借助国外专业的管理经验和强大的官商背景使华安合群的客户数量和质量远超其他华商公司。据1934年对当时中国、 永安、 先施、 东方、 华安合群、宁绍六大华商寿险公司保户职业统计,在投保人数上,华安合群占到64%,为24727 人, 是其他五大寿险公司投保人数之 和的 1.8倍。 其中华安合群的投保人中,职员投保人数占46%,商人占65%、教育界占62%、官吏占72%、军人占53%自由职业者占72%. 从地域上看, 在六大寿险公司中, 华安合群的保户在重要省份和国外所占比重更具优势,在江苏(当时含上海)占80%,在浙江占67%,在广东占46%,在国外占99%。 从客户质量看, 华安合群优质客户所占比重达84%。
从华安合群对外公布的数据看,1916年华安合群开业5年,保费收入达到 265269.69 两白银, 总资产195131.75两白银。到了1923年,保费收入提高为624115.02两白银,是1916年的 2.35 倍; 总资产增加到1426032.24两白银,是1916年的7.31倍。
华安合群保险业务经营的最大特点是把公司的利益与投保人的利益紧密结合。 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纯利的90%归投保人, 股东仅享有10%.投保人可凭未在别处抵押过的保单向公司抵押借款, 最多可以抵押借款保单现值的90%, 利息8厘。 投保人可随时还款赎回保单。
华安合群主推的险种 “资富保寿”, 占其业务总量的90%。 资富保寿是当时最流行的生死两全保险。 投保之后, 当投保人老死或不幸身故, 其家庭均可得到保障, 即 “保寿期内, 保寿人若生不测, 公司即将保款如数付给。 倘期满无恙, 则将保款拨还。 倘有利益,照章加派” 。 其他险种还有 “大富保寿” “教育年金保险” “婚嫁立业保寿” 等。 上述险种投保人或代投保人均须公司专 门医生体检, 核准合格后才能投保,不合格的将按次健康加收保费承保。
华安合群还开展了人身意外短期保险。 上海档案馆专家裘争平先生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5年春, 我国京剧泰斗梅兰芳先生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 率剧团赴苏联出席莫斯科首届国际电影节。 2 月 21 日, 梅兰芳、 胡蝶等一行13人赴苏一事,当时在中国和苏联都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 日前有幸见到一份旧保单,恰巧与此事直接有关。 合同签订日期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2月20日,即梅兰芳剧团赴苏前一天。此合同共4页,长35.5厘米, 宽22.5厘米。 根据这份合同,我们得知赴苏剧团成员有翟关良、 李斐叔、 王少亭、 刘连荣、 徐兰沅、 朱桂芳、 马葆明、 杨盛春、 郭建英、 吴玉铃、何增福、 罗文田、 唐锡光、 霍文元、 孙惠亭、 崔永魁、韩文祥、 雷俊、刘德俊19人。 保险期限为投保寿险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2月20日起至赴苏演出完毕后回到中国之日为止, 即同年6月20日正午为限,为期4个月。 每个人保险金额为银币 5000 元整, 由华安合群、 中国两公司联合各半承保。 保单还明确规定: (一) 无论何种原因自杀者完全不给赔款。(二)乘坐水上、 陆上一切飞艇、 飞机因受意外身故者只 赔半数。 这份合同的总金额是9.5万银元,共计保费总数为1350银元。
到1930年,华安合群保费收入达到120.5万银元,1933年达到211.7万银元,比1930年增长75.7%.1933年华安合群的保费收入在华商寿险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2%。
投资对于寿险公司至为重要,吕岳泉凭借精明的头脑和公司的人脉关系在投资领域多有建树, 得意之笔是在1922年. 吕岳泉正式出任总经理后投资50万两白银购下上海静安寺路10余亩土地, 并请哈沙德洋行美籍建筑师哈沙德进行造建设计。 当时哈沙 德设计的代表作品, 均在静安寺路两侧。 同时他还招标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 中国第一座保险大厦-一华安大厦落成,设计建造共计投入10万两白银,总建筑面积12526平方米,美轮美奂的华安大厦成为该区域地标性建筑,大大彰显了公司实力。 华安大厦底层出租, 二层办公, 三层以上经营饭店, 有客房 120 多间。 华安大厦建成后, 上海地价已大幅攀升。1930年,吕岳泉将大厦建成后富余的土地以61万两白银卖出,收回投资,净 得大厦。 大厦的经营还给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1923 年, 华安合群又在汉口购 地10多亩。 此后, 又在广州、 南京等地购进土地。 随着土地价格大幅攀升,10余年间, 地产投资给华安合群带来丰厚的投资收益。
1934 年, 华安合群 投资总额为737.4 万银元, 其中用于投资不动产,占到 60%; 其次为抵押贷款,占25%; 保单抵押贷款, 占 15%。 当时华安合群投资不动产的金额占到整个华商保险投资不动产总额的73%.
资料显示, 到 1934年, 华安合群总资产达到809.7万银元(约合现在人民币 6.5 亿元), 占整个华商保险资产的47%.华安合群总资产与1916年相比,不到20年的时间增长了约40.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