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保险市场的崛起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8月6日英国军舰进逼南京江面,迫使清政府于 8 月 29 日在英军旗舰 “汉华丽" 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 规定: “自今以后, 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 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 福州、 厦 门、 宁波、 上海等五处港口, 贸易通商无碍; 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 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 专理商贾事宜”, 凡进出口货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 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 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 。自此, 中国被迫 “五口通商”,中国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五口通商” 后, 这5个口岸并没有一同繁荣起来。宁波于1843年12月对外开放, 因其靠近上海, 内地丝、 茶等商品就近运往上海出口, 宁波市场日渐冷清。 开埠后第一年, 宁波贸易额曾达到50万元,但5年后其贸易额仅为原来的1/10。 福州于1844年6月对外开放, 其对外贸易发展比宁波还要慢,开放后9年间都没有外商在此经营合法贸易。 厦门与 福州同时对外开放, 厦门的对外贸易虽略强于宁波和福州, 但与上海相差甚远。 曾主导中国对外贸易的广州, 因靠近被英国割据的香港, 其地位日渐滑落, 外商纷纷撤离广州向香港云集,1850年广州尚有外侨362人,到1859年减少到172人。与其他4个口岸不同,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 便利的长江航线如同一条纽带 将上海与资源富饶的长江流域连为一体; 上海位居中国沿海航线的中点, 是近海与远洋贸 易的天然门户。 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 上海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首选基地。在西方人眼里, 上海是现代中国的钥匙。
1843年夏,原英国驻印度马特拉斯陆军炮兵上尉巴富尔 (Balfour) 被任命为驻沪第一任领事,11月8日巴富尔乘坐 "魔女" 号火轮, 登上上海大东门码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港。外商进入上海后, 争先恐后, 从开埠到年底仅6周,英国就有7艘商船抵达上海港, 总吨位达 1967吨, 其中怡和 洋行“斯图亚特” 号商船吨位最大,达到423 吨。
1843年12月,怡和洋行紧邻英国领事馆修建商馆, 并正式挂出 “上海怡和洋行” 招牌, 成为上海第一家洋行,且规模首屈一指。 紧随怡和洋行, 英国的宝顺洋 行、 仁记 洋行、 义记 洋行、 广沅洋行也于同月进入上海。1845年,英国的沙逊洋行和祥泰洋行在上海开业。1846年, 美国的第一家洋行旗昌洋行也在上海开业。
1844年, 开港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 上海港舶入外国商船44艘, 总吨位8584吨。 第二年商船数和总吨位翻了ー番。 到 1849年, 上海进口外国商船127艘, 总吨位44026 吨; 出口外国商船132艘, 总吨位52574吨。当上海进入开港第10个年度时,仅前三季度抵达上海的外国商船就已182艘, 总吨位78165吨,其中英国商船独占鳌头,达103艘,约38420吨;美国商船紧随其后,达66艘,吨位数已接近英国,达 36532 吨。 到 19世纪 50 年代初,上海即远远超过广州, 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 从此, 上海开始取代广州, 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保险的中心。
上海开埠后,洋行的贸易和航运活动主导着上海这一新兴城市的发展, 保险成为不可或缺的辅助行业。 起初, 上海保险业务主要是为航运服务的水险(海上保险),保险标的为船舶及其承运的货物, 随后逐步扩大到火险和寿险。
上海开埠的20年间, 保险业务基本采取洋行代理模式,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保险市场经营的特征。 虽然1835年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就曾改组或创设了谏当保险公司和于仁洋面保安行, 表面上是独立的保险企业, 但实际上其业务全部为洋行代理。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进 驻上海后, 它们的保险代理业务也随之而来。 上海的各大洋行都设有“运输保险部”, 受国外保险公司的委托从事保险代理业务, 各大洋行代理的保险公司分布于印度、 英国、 美国和中国香港。 这些保险公司的承 保范围有所不同:怡和洋行代理的孟买保险公司因其位于鸦片的主产地, 其业务主要是为鸦片船和鸦片保险, 其他洋行贩运鸦片则向他投保; 英美保险公司主要为英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和中国输入英美的茶、丝以及承运船只保险; 中国香港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则是中国的沿海航运。
据统计,1844年,中国各通商口岸和香港共有保险公司的代理机构25家, 其中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占了 11家 。1845年,上海外商洋行已有11 家。据1856~1857年的《上海年鉴和行名录》 记载,怡和洋行是谏当、孟买等四大保险公司代理人, 琼记洋行是维多利亚保险公司代理人, 旗昌 洋 行是波士顿、 中国互助保险公司代理人。上海航运业的迅速发展, 带动保险业活跃起来, 业务扩张很快。1857年, 谏当保险公司正式在上海设立分行。 不久, 于仁洋面保安 行和广隆洋行代理的香港保险公司也在上海设立分行。 这些分行的保险业务仍由有关洋行代理。
到了1863年,怡和洋行除了自营谏当保险公司外, 还在上海代理了 4家外国保险公司。 宝顺洋行除了自营于仁洋面保安行外,在上海代理了6家外国保险公司。 仁记、 广隆、 华记、 旗昌、琼记等洋行也都分别代理外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开展业务。
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英文报刊 《北华捷报> (North-China Her-ald) 曾在 1864 年 11 月 26 日 报道:“当今商人的 '黄金国'似乎就是中国了。 那里有广阔的真空有待填补。 我们英国商人正在闯进中国, 好像进入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带。为三分之一人类的贸易开办保险业务, 也摆在这些新来的冒险家的面前了。"
早期上海保险市场处在英商掌控之下, 这是由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其洋行影响力决定的。
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的1855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显示, 该年度英国占到了上海进口贸易总额的70%,美国占17%, 其他各国仅为 13%; 在出口方面,英国占上海出口贸易总额的50.8%,美国占42.8%,其他各国仅为6.4%。
这一时期, 上海的对外贸易操控在洋行手里, 而 洋行又以英国 洋行为主导。 据统计, 1852年上海共有洋行41家,英商洋行27家,占2/3;从属于英帝国的帕西洋行8家,如加上这8家,英国掌控的洋行比重达到了85.4%;美商洋行5家,占比12.2%; 法商洋行1家, 占比2.4%。 从总体上看, 英商洋行的巨大势力, 掌控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2/3。
那时的洋行颇具势力,许多大洋行的大班政商两界通 吃, 不仅在商场 呼风唤雨, 而且担任西方国家驻华领事, 影响着西方国家对华政策, 这种政商位一体” 的结构, 用今天眼光看是很难想象的。 开埠 初期, 上海除英国领事为政府正式官员, 其他国家领事均由 洋行商人兼任。如怡和洋行大班波斯乌(Alex Percivel) 为丹麦领事, 宝顺洋行大班比尔 (T.C.Beale) 为葡萄牙和荷兰领事, 旗昌洋行大班华而考(HearyG.Wolcott) 克雷斯乌 (CriswoldJ.N.A.), 金能亨 (Edw.Cunningham)先后担任美国领事, 金能亨还兼任瑞典和挪威领事,旗昌洋行职员劳瑞斯(Loureiro P.T.S.) 为西班牙领事。 李鸿章曾感叹: “上半天勾通 作弊之商人,下半天可亲身赴道署商办公事, 今日到关受罚之商人,即明日道台拜谒之领事。”当时清政府官员对洋行大班心存畏惧, 对外国领事更诚惶诚恐,洋行在政商两界独来独往,上海成为洋行的天堂。
各大洋行中怡和洋行稳坐第一把交椅, 其代理的保险公司最多, 承保范围最大。 其次是宝顺洋行。 这两家英国洋行的前身共同创设过中国第一家保险机构一一谏当保安行, 它 们不仅尝到甜头,而且积近40年经验,深谙中国保险经营之道, 基本上垄断了中国保险市场, 上海更成为它们的大本营。
后起之秀美国希图打破英国洋行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垄断。1846年美国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洋行-旗昌洋 行,主要从事上海至美国的航运保险。 紧接着旗昌 洋 行前合伙人、美籍商人奥古斯丁· 赫德 (Augustine Heard)创办的琼记洋行开始经营上海至印度的航运保险。
这些大洋行把持了上海的保险业务, 中小洋行和中国行号只能到它们那里投保。 经营保险业务的大洋行, 一旦承保超出自己的业务范围, 也需寻求其他洋 行的支持, 如旗昌、 琼记洋行的短途航运保险必须依赖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
19世纪40~50年代的上海,保险业是最为活跃的行业之一。 其盈利状况因各家 洋行保密, 没有具体统计, 但利润丰厚, 人所共知。 谏当保险公司每年“向股东们提供有关这一年经营 结果的书面报告,而且看起来总有相当可观的红利可分。 事实上当 时收利的保险费 将使今天任何一家保险商垂涎三尺” 。据1874年《汇报》记载,于仁洋面保安行自开办以来"获利甚多。三年一分, 凡 沾股份, 其利倍蓰" 。
中国保险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并迅速繁荣起来, 其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与航运大本营的迁移, 但其他原因也不可忽视: 吴淞ロ和黄 浦江航道复杂, 却没有航标, 船只失事较多。 1847年, 英国一位船长曾报告: 航道的这种 状况导致保险费很高。
另外,那 时的船只基本上是帆船, 抗风能力较差, 遭遇风暴覆没的概率 很高,货物遭水渍更为常见。 还有,沿海中外海盗横 行, 严重威胁着货物安全。 这些风险因素推动了商户对保险的需求, 海上贸易商户无不投保, 连刚刚接触保险的中国商人也很快接受了这种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 据当时 《英国领事商务报告》 记载, “能保险 吗? ” 已是中国商人常说的一句话。
保险业的繁荣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保险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保险作为现代经济最为基础的保障机制,有カ地促进了上海对外贸易 和航运业的发展, 是上海迅速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为繁华城市的重要支柱产业。
保险推动了上海传统经济的转型。由于各洋行一概不承保中国帆船, “其结果(中外商号)普遍喜欢使用外国船只",中国传统沙船业陷入困境。沙船业虽采用一些分散风险的做法,如一个货主的货分装在几条船上、一条船也分装几个货主的货、 各会馆以传统互助形式对船主或货主略作补偿等,但这种古老而又简易的做法远不如新式保险有效。 英国驻天津领事曾感慨道:“中国人不再雇佣帆船了, 海上保险的原则消灭了中国帆船。”中国沙船业的陷落召唤着上海现代造船业的兴起, 从而为上海带来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
外商保险的垄断促就了民族保险业的创立。 各大 洋 行对保险的把控, 强化了其在贸易 和航运中的竞争力, 显见的事实是, 其他中外商号必须服从自己,否则拒保, 失去保险的商号自然也就失去了贸易与航运。 当时英文杂志《中国之友> (Friend of China) 曾为之鸣不平,抨击了大洋行的这种霸道行为。不仅如此,即使在大洋行投保,中外商号也还有难言之苦, 投保时必须提交各种发票和货单,这等于向自己强硬的竞争对手公开核心商业机密,一明一暗,中外商号丧失了与大洋行的竞争力, 完全处在屈从的地位。这种状况逼迫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做出“须华商自立公司, 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的决断, 轮船招商局及保险招商局在此背景下创立, 民族保险业真正开始起步。
外商保险的进入, 客观上对华商起到了启蒙作用。 保险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和先进性,对华商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在各种新式 行业中, 中国商号对保险接受最快, 他们在做客户的同时,还从外商那里获得了经营保险公司的经验与技巧, 对投资保险产生了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