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 “邵氏兄弟” 黄梅调影片 《 江山美人》 出尽风头。 该片叫好叫座,风靡港澳台三地,并在亚洲影展上斩获十项大奖, 演员林黛、导演李翰祥因而声誉鹊起, 成为邵氏旗下当家主力。
仅凭一部《江山美人》, “邵氏兄弟” 便令威风扫地。 陆运涛被“邵氏兄弟” 的迅猛声势震惊, 从新加坡匆匆飞往香港, 向邵氏旗下演员抛出橄榄枝。 在陆运涛的丰厚条件诱惑下, 林黛答应为电懋拍片,此举引发 “邵氏兄弟”人事地震,随后大批艺人转投电懋。
邵逸夫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以重金挖走多名电懋主カ, 向陆运涛还以颜色。 双方你来我 往, 好不热闹。 最后这场“挖角大战" 因 “无角可挖" 作罢,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激烈的同质化竞争。电懋与“邵氏兄弟" 的火拼从抢拍《红楼梦》 开始。 电懋公开披露拍摄题材后, “邵氏兄弟” 不动声色地跟进,抢在前头上映,打了电懋一个措手不及。 电懋不知悔改, 走漏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风声,结果又被“邵氏兄弟”抢先一步。
之后两家刻意选择同一题材, 展开疯狂竞赛。 在速度的比拼中,擅长快速生产的 “邵氏兄弟” 几乎每次都能抢得先机, 令电懋苦不堪言。快 速出击是“邵氏兄弟" 的强项,拍摄计划公布后, 邵逸夫通常组织多方力量, 多线开工, 然后统筹协调, 往往早于预定时间完成。注重影片质量的陆运涛不肯这么做, 精打细磨的结果, 就是被邵氏远远甩在身后, 在“邵氏兄弟" 的逼 迫下, 多个拍摄计划 胎死腹中。
不过,陆运涛还有一个“杀手锏"。 分化一个敌人就相当于争取到一个朋友。 陆运涛抓住“邵氏兄弟” 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将邵逸夫最倚重的导演李翰祥劝走, 并支持他在台湾创办国联电影。
邵逸夫不肯放过李翰祥,将他拖入抢拍的恶性竞争, 试图凭借规模优势压制国联。 “邵氏兄弟”双线作战,难免顾此失彼。1964年,电懋抢先一步上映 《宝莲灯》, 终于赢了 对手一次。 但经过几年的交手, “邵氏兄弟” 胜多输少, 但其实双方谁也没占到便宜。 认识到恶性竞争的危害, 陆运涛与邵逸夫在《宝莲灯》上映两个月后, 终于摒弃前嫌、 握手言和。
双方“约法两章”:
一、 不拉对方公司的编剧、 导演、 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
二、 不再闹 "双胞案”, 每一月或二月, 双方制片部门的负责人以茶叙方式会面交换意见园。
令人遗憾的是, 三个月后, 陆运涛率队前 往台湾参加亚洲影展, 从台北飞 往台中途中遭劫机, 因飞机爆炸, 集体罹难。 从此, 电懋元气大伤, 陆运涛妹夫朱国良改组为国泰机构有限公司, 退出制片领域。
回过头来再说林黛和李翰祥。夹在邵氏和电懋之间, 林黛那一方都不讨好,事业不进反退。 “邵氏兄弟” 对她接拍电懋影片非议颇多, 用新人替代她, 林黛平添过气之感, 加上家庭生活不如意,1964年一个闷热的夏天, 林黛与丈夫大吵一架后, 吞下过量安眠药, 结束了 30 岁的年轻生命。
林黛之死在当年轰动一时, 也算是这一轮行业恶性竞争的牺牲品。
邵逸夫利用在东南亚发行领域的影响力, 竭力封杀李翰祥的国联电影, 多亏陆运涛的支持才突破封锁,1964年陆运涛的意外身亡让李翰祥少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 不得不独自迎接邵氏打压。 在台湾苦苦支撑8年后, 李翰祥两手空空地返回香港,重归邵逸夫门下,一笑泯恩仇。
李翰祥心灰意冷的这几年,也是邵逸夫大开大合, 在香港影坛成就霸业的时期。
从 1965 年起, "邵氏兄弟” 逐步抛弃不合时宜的黄梅调路数, 改走古装武侠的制片路线, 引领香港影业完成革新。 在此期间, 邵逸夫始终保持对商业利润的不懈追求, 围绕香港的制片资源和南洋的院线网络, 进行产业链的跨国式“垂直整合", 在电懋放弃制片业务后独霸香港影业。
一家独大的局面让邵逸夫忽视了潜在的利益分配问题。 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之间隔着一层高墙, 如果说重金招兵买马是行业竞争使然, 那么竞争的缺失, 让 “邵氏兄弟” 对员工表现出无情一面。
公司以获利为第一要义, 它与对手争市场,向市场要利润,当竞争对手纷纷溃败时, 它开始本能地与员工争利。邵氏电影王国的辉煌表象下, 潜伏着一场源自内部的深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