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而言，人才的选择就是机会成本颇具代表性的个案。如果企业鉴于情面或压力而没有选拔出优秀的员工，其机会成本将难以估量。不仅如此，商品的合同条件、交易对象、市场营销等所有的决策必定伴随着机会成本。高三学生填报志愿或学生在校期间由于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一生都要承担庞大的机会成本。
比尔·盖茨是现代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作为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成就了微软，也为自己挣下了万贯家财。在2010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盖茨以530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列全球第二大富豪，在此之前，他曾经长期占据《福布斯》富翁排行榜的头把交椅，并在1998年创下净资产1000亿美元的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作为全球吸金能力最强的人之一，盖茨的赚钱能力可能无人能及。
假设世界首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走路的时候掉了600美元，这时候，他是应该弯腰捡钱还是就此走过去置之不理？比尔·盖茨创业已经有30年，目前积累的财产约为1120亿美元，如果不计利息收益，将时间换算成金钱的话，那么，他的一秒钟就值121美元。假如你已经理解了机会成本，那么你肯定会劝比尔·盖茨直接走过去，因为他将弯腰捡钱的时间花在工作上的话，所获利润会更多。他弯腰捡钱的机会成本更大，而如前所说机会成本小的选择才是最佳选择。
“机会成本”，也叫“择一成本”，是指在制定某项决策时必须作出一定的选择，而在被舍弃掉的选项里的最高价值者，就是这次决策的机会成本。我们都知道，决策应该选择最高价值的选项，它可以使得机会成本最低，即失去越少越明智。当然也存在不得不放弃最高价值的选项的情况，那么其机会成本（从理论上讲，此时处于第二高的价值）将会是首选。
在很多人看来，盖茨所创立的微软就像是能够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的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盖茨应该把它紧紧地掌控在手中，然后把它传承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然而，就像没有人能够想到盖茨会从哈佛大学辞职去创办微软公司一样，也没有人能够想到，早在1990年，也就是在盖茨3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辞去了微软CE0的职位，而隐退幕后。随后，又在2008年正式宣布退出微软的日常管理工作，把精力全部集中于自己所钟爱的慈善事业。
活到老干到老，直到身体确实支撑不下去才会选择退休，这是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选择的人生道路。其实，即使到了20年后的今天，盖茨的精力、战略眼光以及他管理企业的能力仍然没有丝毫的减弱，可是他为什么会选择早早就退居幕后，把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拱手让人呢？
退休时间的衡量和机会成本紧密相关。退休后就不再付出辛劳与工作时间了，这对于有闲暇偏好的人们更有吸引力。其次，社会上一些人急于提前退休，很多是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如可以全力从事以往做的其他单位的兼职工作，或有时间专门投入炒股等创收活动，再或者可以从事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但过去工作忙无法做的其他事等等。
盖茨选择早早退休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工作的机会成本过大。对于盖茨来说，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安排自己的下半生的生活，他可以继续担任微软的总裁，继续经营微软，并赚取更多的金钱。当然，他也可以选择退休，选择和妻子、孩子一起安度后半生。但是，他的人生是既定的，他可以支配的时间也是完全确定的。
如果继续经营微软，那么盖茨就必须选择牺牲与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的时间，而这其实就构成了盖茨经营微软的机会成本；如果他选择后者，那么他必须放弃继续经营微软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润，这也就成为自己退休的机会成本。其实，要做的选择很简单，那就是盖茨需要衡量判断这两个选择的机会成本的大小，进而做出对自己来说机会成本最小，或者说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显然就盖茨的选择而言，他是认为自己退休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更小一些。
在分析人们对待退休年限的不同态度中，我们也会发现，机会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最为重要。如果在职的相对收益不高，就意味着退休的机会收益率更大。因为在职的收入即使表面上要比退休金多一些（按一般人的退休金为原工资的90%或95%计算），但要得到在职的工资及奖金、补贴，却必须投入大量工作时间和付出相当的辛劳。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要维持我们的生活就必须通过辛勤的劳动而获得劳动所得，来养家糊口。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偷懒的天性，在内心深处，大家都希望能够不劳而获，或者少劳而获，希望天上能够掉下馅饼来，正好砸中自己的脑袋。然而，大多数人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的。如果自己不工作，或者偷懒、工作不努力，一旦失业，整个家庭的生活都会受影响。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宁愿更为努力地工作，付出更多的工作时间的机会成本，以换取更高的劳动报酬。
但是对于盖茨来说，由于已经获得了足以保证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地生活好几百年的金钱了，再努力工作赚钱，只能使得自己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发生变动，对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他再努力工作，就得付出更多的工作时间这一机会成本。能够和家人在一起生活，显然要比再努力工作、增加自己的账户数字更有意义。因此，盖茨选择早早退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之相反，一些官员、专家教授、高级管理人员等倾向于延长退休时间，虽然可以从事业心、工作偏好，以及职务性福利等方面加以表面性的解释，但在理论上，最终还是他们对退休的“机会收益”的权衡和受收益最大化原则驱使的行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