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百分比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可分为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分来计算的，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抚养与被抚养的比例，故又称为年龄负担系数以区别经济负担系数。
总负担系数的计算公式为：总负担系数=(小于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
总负担系数为少儿负担系数与老年负担系数二者之和。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所反映的负担性质不同。一般来说，少年儿童尚未成为劳动适龄人口，社会和家庭为他们的成长必须付出一定的费用。如他们中途夭折，社会对他们的付出就无法收回。负担老年则不同，除个别人外，他们都已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他们享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们过去劳动的扣除。因此，如分别计算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影响。
查一下统计年鉴可以查到1980年世界平均总负担系数是71.2，1999年时为60.0。我国1980年的总负担系数为67.4，1990年时为57.6，1999年时为47.9，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下降是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因为低于14岁的儿童人口增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这种趋势已经在发生逆转。
中国历史上以大家庭为幸福目标，四世同堂是非常受推崇的理想状态，但是只能说那个时候没有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否则肯定负担不起。一对夫妇需要负担四个老人、一个孩子的生活，四世同堂的负担就更重了。这就是现在的家庭越来越趋向小型化的原因。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同时，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这部分人口的赡养无论是通过什么途径，家庭也好，社会福利也罢，都是要压在80后以及逐渐进入社会的90后身上的，他们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
既然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现在很红的名词：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为了便于分析，经济学家常把总抚养比小于50%称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咱们国家是从1999年前后进入人口红利期的，可以说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成功的基础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积攒下来的人口红利，庞大而且低廉的适龄劳动力才能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巨轮，把中国打造成了世界的加工厂。但是凡事有始必有终，人口红利无法永远享用下去。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培养所需要的投入也大幅度增加，这使得劳动力对其工作性质和工作报酬有了更高的期待。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开放地区的许多市民宁肯赋闲在家也不愿上生产线打工的现象，如今也出现在许多新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原农民家庭以及部分仍旧居住在农村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民工，其来源再度缩水。
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民工荒实属必然。中国享受了二十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我国将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转型中的中国，不知将出现多少难以预料的情况，一方面需要对那些宏大的预言心存警惕；另一方面，则呼唤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真实有效的发展战略。这或许就是民工荒给予我们的警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