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多的是以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人的价值，这使道德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减弱。很多时候，人们会心存疑问：为何传统社会的诚信比今天好些？难道是制度比今天的更佳？
山西票号高峰时期，分号遍布山西以外的省城甚至国外。但他们的用人十之八九出自山西本地，且有规定如下：在同一票号内，用乡不用亲，外差不准带家属，个人收入存入总号，家信通过总号中转，经严格审查历史或有担保后录用，一旦发现信用问题，体制全部分号排斥此人，永不录用和发生交易。
看过《乔家大院》的人可能对雷履泰这个人比较熟悉，他创办的票号“日升昌”以“汇通天下”而著称于世。“日升昌”年汇兑白银100万两至3800万两，历经100余年，累计创收白银1500万两。清朝道光年间，晋商以票号业开始迈向事业的顶峰。从1823年“日升昌”诞生到辛亥革命后票号衰落的近百年期间，票号经手汇兑的银两达十几亿两，其间没有发生过内部人卷款逃跑、贪污等事件。
“日升昌”的内部高度廉洁并非只靠对自己人的信赖而确立的，主要在于在它内部设置了详细的约束机制。晋商票号中员工的待遇相当好。一是实行供给制，所有员工吃住都在票号内，本地员工节假日可回家，驻外员工也有不同的假期。
在票号内的吃住以及回家旅费都由票号承担。此外是每个员工的收入，包括两方面，一是每年养家用的工资，出徒之后就可享有，一般为70两左右；二是分红，这就是票号中独具特色的身股制。这些规定显然意在失信防备，采用的正是社会（亲属）关系抵押或信息流动控制和收入抵押的约束。
约束机制是指为规范组织成员行为，便于组织有序运转，充分发挥其作用而经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执行的具有规范性要求、标准的规章制度和手段的总称。约束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监督等。
按照约束形成的机制，约束机制可以分为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外生性约束机制是在经济、金融运行外部形成的，体现的是“人的意志”；内生性约束机制是经济金融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体现的是“市场的逻辑”。
理解诚信问题形成的前提是人们需要明白：
第一，诚信不能和效忠画等号。效忠指向个人，而诚信指向规则和原则。效忠关注的是忠诚施予的对象，诚信关注的是公共利益，即所有人的所需。因此很可能出现为了诚信而放弃效忠的行为。第二，诚信危机并不等同于个人道德堕落。道德依赖个体内在的约束，但公共约束性弱；而诚信属于公共道德，公共道德的维持显然无法依赖“柔软”的自我约束。
1835年，摩根是一家名叫伊特纳火灾的小保险公司的股东之一。天有不测风云，整个城市一场特大火灾使得该公司的股东们一个个慌了手脚，纷纷表示要退股，只有摩根斟酌再三，决定卖掉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旅馆，低价收购大家的股份，又通过别的融资渠道，很快将十多万元的保险金凑齐返还给了投保人。
一时间，公司声名鹊起。已濒临破产的摩根此时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公司了，他打出广告：本公司为偿付保险金已竭尽所能，从现在开始，再投本公司的保险，保险金将加倍收取。结果，更多的人纷纷来到这家高额收取保险金的小公司投保。不久，摩根不仅将自己原来的旅馆买了回来，还净赚了十多万元。这位摩根就是后来主宰美国华尔街的J.P.摩根的祖父，是美国亿万富翁摩根家族的创始人。
摩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诚信。它既是无形的力量，也是无形的财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无信而不立”之说，是一个讲诚信的大国。晋商历时五百年的成功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晋商在北京的票号被毁，账本库存全无，但票号对持有存单的人全部照付，不惜血本确保诚信。
提高诚信更切实的方法是建立利益的约束，利用人们普遍的趋利避害动机，让不守信的行为最终破坏其自身利益。在诚信问题上，把重心放在制度道德而非个人道德上更有效。用利益约束的制度体系建设，支持诚信者的利益，打击失信者的利益，远比在道德上颂扬或者指责他们更有效。原因在于，有道德的制度不仅可以打击失信者的利益，而且可以激励守信者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利益约束机制比好的个人更可能承担起维持诚信的功能。
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提高不守信者的成本——破坏其未来利益获得。没有原则的制度比没有原则的个人危害更大，因为这样的制度可能“激励”更多的人不再坚守原则。如果提供假资料者继续担当要职，提供假成绩者继续获得学位，提供假新闻者继续把持媒体，签了合约者可以不履行又逃之夭夭，给出承诺者可以不兑现亦不受任何影响——不约束这些失信，就是伤害守信，如此怎么可能维护守信道德？
约束制度保证诚信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方法就是惩罚。严厉的惩罚加大了不讲诚信的成本，或者说增加了讲诚信的收益。所以，必须有严惩不讲诚信的立法，才有社会诚信。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也充满了欺诈和背信弃义。欠债、假冒伪劣横行也曾严重干扰着社会经济。但当把债务人送进监狱，把造假者罚得倾家荡产再加坐牢时，不讲诚信的成本太高了，收益是负的。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安全的、精神上更放松的社会，更有效的办法不仅仅是道德呼吁，而是建立对失信者未来利益的约束机制，让他的未来利益作为现在行为的“抵押品”，从而利用人类理性的利益衡量和评估，来激励自我约束形成。只有让诚信行为有利于长远的自我利益，人们才会愿意自我约束。这一点正是考验制度设计的智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