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林的新自由贸易观点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引起西方世界一片保护贸易呼声的情况下，就显得特别有意义。自由贸易主义者坚定地相信，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但是，著名的投入—产出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对美国的200个产业进行认真研究后，惊讶地发现，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而按要素禀赋论的观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无疑属于资本丰富，或者说机器设备等生产工具先进的国家，理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非劳动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明确指出：
“美国参加国际分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专业化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密集型生产专业化基础上，换言之，这个国家是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相反。”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所谓“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禀赋论”显然与美国的现实不符，所以，里昂惕夫纠正说：
“美国与外国相比非常高的劳动生产率对确定美国进出口商品的构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进出口商品并不直接反映美国是不是拥有某些自然资源。只要是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充分的事实去证实或者否定这个猜想，反复提出一个争论不休的意见就没有任何意义。”
可以看出，里昂惕夫并不赞成俄林的资源禀赋不同导致比较利益差异，因而引起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的说法。
里昂惕夫试图解开这个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的谜团。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俄林的理论假定世界各国的劳动在质上是相同的，差异只存在于劳动资源的数量上，而实际上，劳动资源的差异不仅是量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质上的。美国虽然劳动者人数较少，但由于劳动素质高，劳动效率要比其他国家高3倍（或许远不止3倍）。也就是说，如果以3乘以美国的劳动的数量，那么美国将是劳动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因此，它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美国的劳动素质高呢？那是因为美国的工人受的教育高和培训工作较好以及进取精神较强所致。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借此演变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以补充要素禀赋论的不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技能与固定资本能不断取得收入一样，也是一种能依此不断取得收入的资本。所不同的只是人力资本是靠社会和个人投资于教育、培训而形成的无形资本。这样，在著名的人力资本论学者如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和法国的著名人口学家索维那里，教育、保健、人口流动和在职培训等都视为人力投资。科技的进步、创新、劳动者的智力投资、职业培训，都能形成产业上的优势，必然为国际贸易竞争带来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