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从事学术的人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凯恩斯其实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虽然他听过马歇尔的课，其父也可以说是一个马歇尔主义者，但对一个爱好志趣都不在经济学上的人说，听听课并不能培育起系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可以说，他是在根本没有多少经济学传统教条束缚的情形下走上经济学学术道路的。正因为如此，他保持了他的思想的自由和头脑的冷静，能不带偏见、不承认权威，独立地评价看待已有的传统经济学说。
初出茅庐的凯恩斯是从实际经济问题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为了对实际问题寻找答案和解决办法，他自由地思考和试图从已有的经济学中寻找依据。所以，从一开始，是实际问题引导他到经济学上来，而且是结合实际问题带有思考和评鉴性态度研究已往学说。既然他对传统经济学（马克思称英国的配第到李嘉图、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到重农主义者为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则称杰文斯以来的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派）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崇拜，当经济大萧条严重冲击着传统经济学的时候，凯恩斯对它采取怀疑进而批评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对大萧条的分析导致了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经济学家今天是世界上一群最无能的科学工作者。”这激发他要建立为大萧条这样严重经济问题提供“良方”的新经济学体系。
一种学说，一项思想成果，都是长期辛勤孕育的结果，只不过乍看起来好像是随意而发。凯恩斯的《通论》表面看来问题很多，并非精雕细刻之作，却是他多年思索的结果。从《货币改革论》，进而《货币论》，最后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货币思想发展的“三部曲”，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前两部著作是通向《通论》的“第一站”和“第二站”。凯恩斯的学术主题非常单一，一直围绕着货币理论展开（他的政治生涯和经商活动也都是围绕货币金融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货币理论思想不断深化，最后定型于《通论》。大萧条以前凯恩斯就有了后来在《通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基础，大萧条的到来则大大地促进了《通论》思想的形成。
新思想诞生前的形成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往往需要有人启发和激荡。在凯恩斯任教的剑桥大学有一批年轻学者，面对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大萧条，经济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卡恩、罗宾逊、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和米德等自发组成的小组，经常讨论经济问题。这是一个产生新思想火花的学术沙龙。凯恩斯与这个年轻学者组成的学术沙龙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显然有助于《通论》思想的形成。罗宾逊夫人于1933年2月和10月相继发表《论储蓄与投资》、《货币理论和产量分析》，此前与凯恩斯及其他同行多次讨论，不能说对后来凯恩斯《通论》中所阐述的投资储蓄理论没有影响。至于《通论》中的乘数分析方法，则完全是得益于卡恩的乘数理论。
种新学说往往也不是全然独创的，它至少要受到前人的启示，或者只是把前人的学说向前推进一步而已。凯恩斯学说后来被人称为刺激有效需求理论，就是说，凯恩斯开出的医治萧条、发展经济的“处方”，是一种隐含通货膨胀的、鼓励消费的学说。而这样一种学说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增加货币流通数量，从而使物价上涨，以此促使经济扩张的理论，在货币数量论者那里比比皆是。而瑞典学者维克塞尔可以看做凯恩斯的直接前辈，尽管人们声称凯恩斯在完成他的著作当中没有阅读过维克塞尔关于“累积过程原理”的著作。
据说凯恩斯只是继承了历史上英国学者的一些理论，比如英国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因为这些人物是凯恩斯自己曾提到的人物。而且总的来说，是相隔遥远、不可能对他的理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人物。凯恩斯赞扬重商主义有科学真理成分，认为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比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政策要高明得多。凯恩斯对马尔萨斯很有点心灵相通，特别是对马尔萨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一般商品过剩的原因的观点倍加推崇，《通论》中多处加以引用。而对同一时期法属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大致相同的观点只字不提。孟德维尔（1679～1733年）是英国更早时代的一位学者。他在一本名为《蜜蜂寓言：或私人罪恶，公共利益》的书中，明确认为，正是消费才会使经济繁荣，而且即使花费在不必要的东西甚至有害于社会的事物上，也是对的。后来马尔萨斯似乎也主张要以富人穷奢极欲的花费来作为使经济繁荣和避免失业的手段。
霍布森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在1889年与人合写的一本名为《工业生理学》的书中，一反传统节约和储蓄是美德，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认为恰恰是节约和储蓄导致了经济萧条。因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储蓄时，可能出现储蓄过度，因而引起消费不足，结果社会变穷，工人失业，工资下降，工商业凋敝，出现经济萧条。霍布森也是凯恩斯大加赞扬和引用其著作的人物。
其实，对凯恩斯产生影响的远远不止这些经济学家，像比孟德维尔还早的法国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在1713年发表的《法国详情》一书中，就说过：“人们消费一切可以消费的东西，同时售出一切可以出售之物，这是值得世界上一切君王和大臣们奉为神圣的一种情况，因为这使得君王的捐税可以征收得极高，只要不因此而损害哺育整个社会的这两个器官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就行了。”
人们实际上很早就开始注意到消费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不过，他们还没有形成一种理论，而且在占主流的经济学面前往往抬不起头来，甚至被视为异端邪说。在生产不足的时代，鼓励消费与鼓励节约和储蓄相比，后者显然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当已过了生产不足时期进入生产过剩的时代，由于仍受传统成见和习惯影响，在较长时期人们还是固守旧说。只有当出现了像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大萧条、大过剩，才震醒了像凯恩斯这样敏锐的人。而前人的思想不仅给他以反叛传统经济学的信心，同时也为他的学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