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行为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性别就是成本，这成本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或者倒赔，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性行为是有成本的，在决定性选择之前，双方需要有个理性的思考：
是否能预见并能负担起这些成本，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性行为的后果；还要考虑使用减少负面结果的手段，比如安全套，避免意外怀孕和感染性病、艾滋病。性爱是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体验，要达到理想境界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双方不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二是彼此都要明白身兼施受的双重角色。就是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使性爱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性行为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比如艾滋病令人们在性爱方面较为谨慎。
一句被经济学家广为引用的话：对婚姻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像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有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牛皮糖嚼成牛皮鞋垫，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交易双方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开始时双方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到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爱情就变得平淡无味了，双方也就没有吸引力了。
性行为也成为结婚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另外，婚姻中的性行为具有更多的优势，即少了更多的成本。优势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小，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二是性价比高，不用冒着危险去搜集一些色情图片、网站来满足私欲，而这些可以在婚姻体制内得到满足。
性行为能产生“效用”，普通商品或服务便没有分别，这等于说，绝对理性的人，其性需求的数量与价格成反比。经济学家屠洛克认为妓女经营生意一定不能忽视这条原理，要想多接客就得价格合理。
娼妓这门“最古老的行业”所以能够在政府禁止下（娼妓合法化的国家不多）蓬勃发展，根本理由当然是需求永远存在；娼妓一旦获得政府颁发符合卫生条件证书及商业牌照，嫖客的成本大为降低，大大强化了她们相对于非妓女（情人、女朋友及妻子）的竞争地位！
上面的分析是在把爱情、浪漫和道德从性行为中抽离，同时亦以不包含价值判断成分的实证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观点，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