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问世已经230多年了。这部巨著在经济学说史上甚至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早已举世公认。然而，《国富论》对于中国的意义和影响，中国人应如何认识斯密的理论，不仅关系到对斯密理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和借鉴。
第一，《国富论》是时代的产物。在这部著作中，斯密根据18世纪英国产业资本发展的需要，深刻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阶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全面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必然性，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1776年这部著作一发表，立即震动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发展的整个欧洲，而当时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国还在做着闭关锁国的酣梦。直到该书发表整整一个世纪后，中国人才从同文馆开设的“富国策”课程中第一次知道斯密的名字，知道他写了一部大著《邦国财用论》（这是《国富论》最早的中文译名）。
直到该书发表整整一个世纪后，中国人寸从同文馆开设的“富国策”课程中第一次知道斯密的名字，知道他写了一部大著《邦国财用论》（这是《国富论》最早的中文译名）。
1902年，我国著名思想家严复以《原富》为书名出版了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他译此书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其中指斥当轴之谜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意思是斯密在著作中所批评的那些政策（指阻碍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的那些垄断和重商主义的政策）也是当时中国当政者所执行的错误政策。他为《原富》一书所写的60 000 多言按语，处处流露崇拜经济自由主义之情。他说：“凡可以听民自为者，其道莫善于无扰。”就是说，凡可以让人民自己去经营的，国家最好不要去干扰。这说明，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斯密理论，是想从西方思想库中寻找实现中国维新变法、富国强兵的道路。它反映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想把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当做反对封建压迫、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至于《国富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丝毫没有引起当时中国人的重视。作为《原富》的译者，严复甚至批评斯密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是“智者千虑之一失也”。劳动价值论尚巨如此，剩余价值思想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在严复看来，斯密学说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全在于他的经济自由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人士中也确实引起过共鸣，被当做可能对富国强兵有用的政策思想。然而，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还缺乏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需要，加上该译本使用的是文言，故《原富》的影响远不及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等书那么大。这是《国富论》在中国传播第一阶段的基本情况。
第二，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烈火、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使亚当·斯密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王亚南、郭大力是这一阶段传播斯密学说的主将。他们看到1902 年严译《原富》的译文过于艰难典雅，又多删节，决定重新翻译出版，并将《原富》的书名改为《国富论》。1931年，该书以白话文体正式出版。为什么他们要重新翻译出版这部著作呢？王亚南在为该书的改订译本所作序言中写道：
在严复看来，斯密学说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全在于他的经济自由思想。
“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资本论》翻译出版以后，对于我们来说，翻译斯密的《国富论》的历史任务已算完成了。”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国富论》在中国人心目中，再不被当做反对封建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而是当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来源，当做加深对《资本论》理解的辅助读物。人们所注重的再不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而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样的研究角度和理解方法，在当时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靠马克思主义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然而，这样来研究《国富论》，斯密的理论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和独立的价值。众所周知，《国富论》本意是探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财富如何增长，社会经济如何发展，而绝不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更不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研究斯密理论时，注重的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因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既然如此，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的角度研究斯密理论也就是必然的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相关人士也一直仅以同样的角度研究《国富论》。按理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了，这本来可以导致对斯密经济学说研究角度的转变，从着重研究其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转向着重研究其经济增长理论。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6年以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没能成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于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始终没能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关心和探讨的问题也就没能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共鸣。
如果认真阅读《国富论》，就会发现斯密这部大著中有许多重要观点和内容，对于深化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很有启迪。以斯密的分工与交换理论为例，斯密的全部理论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他提出，一国财富的增长，既决定于从事生产劳动的数量，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状况。这一观点在今天同样很有生命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是贫是富，与其说取决于就业率和就业者的工作强度，不如说更取决于就业者的素质和工作效率。尽管劳动并不是当代生产中惟一的甚至主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关于生产效率最重要的思想依然是一大真理。
在效率与分工的关系上，斯密提出，分工使人们具有不同的运用技巧的能力和劳动禀赋，即分工产生了生产效率的事后差异。这和李嘉图的分工思想有别。李嘉图认为，劳动生产率的事前差异产生了分工和贸易，但是生产率的差异本身来自何处，李嘉图未予说明，斯密则从分工会产生专业化报酬递增角度给出了答案。斯密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科技越发展，越先进，人们在科技领域的分工也越精细，越专门化。
但是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长期看不清楚。一种传统观点认为，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率提高主要靠分工，斯密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不一定适用于今天了，因为今天生产率提高主要靠高新技术。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实际上，分工是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现象和本质特征，并且永远是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必然途径。当年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率提高靠分工，今天高新技术成果的取得，也是靠人们在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分工领域不断探索的结果。事实上，科技越发展，越先进，人们在科技领域的分工也越精细，越专门化。否则就不可能有最惊人的发现和最先进的成果。斯密作为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建人，从一开始就抓住分工这一本质特征来解剖市场经济，表明他确实有非凡的眼光和无比的智慧。
在交换理论方面，斯密对交易所作的定义，可以说是照亮人类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之路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斯密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这句看来、听来都十分易懂的话却包含了市场经济中人们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原则：要想交易成功，必须让别人在交易中得到利益。正如斯密所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一定形式的交易行为，而所有参与交易行为的人，都必然会考虑自己的利益。病人请医生看病，从道德原则看，医生要救死扶伤，从经济原则看，医生必须获得报酬。而巨这二者不仅不矛盾，而巨还相互联系在一起。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动手术，把病人的病治好，别人就会相信他，他的名气就会大，他的“医疗生意”就会越来越红火，他的收入也会越来越高。同样，为自己利益打算，厂商必须生产和销售使顾客满意的产品，科学家必须刻苦钻研、有所发明创造，演员必须不断提高演技，运动员必须不断刷新纪录。所有这些都说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交易必须互利互惠，真正做到“双赢”。
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交易必须互利互惠，真正做到“双赢”。
经济自由是《国富论》的中心思想，也是斯密分工和交换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斯密看来，市场经济要顺利发展，有赖于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环境。他以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缺乏自由的封建统治如何阻碍中世纪农业的发展，而后来城市的兴起和产业的进步又是如何依靠良好的秩序、良好的政府以及保障个人自由安全的制度逐步建立。他又用自由贸易与国际分工发展的需要来说明重商主义限制的种种弊端。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经典论述，更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座右铭。他提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与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当然，他主张的经济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只是反对政府对经济作不必要的干预。尽管斯密的一些论述，随着时代的变迁需要丰富和发展，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仍有启发作用。
这些启发是，斯密对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讨中，包含了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一系列科学的认识。这些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如，交换与分工相互促进的原理，提高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比例的原理，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的原理，市场价格与供求变动关系的原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要相协调的原理，货币信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原理，反对封锁和垄断的原理等等，都可借鉴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大业。斯密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当然，他所谓的“富国裕民”，是指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然而，资产阶级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发财致富。《国富论》讨论的就是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达到富国裕民。今天，我们同样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如果说，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因为我们误把社会主义经济当做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因而感觉不到斯密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对我们还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那么，一旦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样也需要市场经济体制，则从《国富论》本身的目的来研究斯密理论就极为必要了。这样，斯密当年提出的任务，对今天的中国也有了独立的价值。这样研究《国富论》，才会有一种现实感，才会获得现时代的真正意义。
杜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杜会生产力，发展杜会主义生产力同样也需要市场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