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游学欧洲大陆
1759年《道德情操论》第一版出版，立刻得到好评。
1763年底，斯密接受汤申德公爵的邀请，担任其子的私人教师，并陪同其赴欧洲大陆游学。汤申德认为亚当·斯密博士是小公爵旅游时理想的伴侣，决定给以年俸300镑，此外还给予费用上的津贴和终身养老金每年300镑。这在当时是难以拒绝的诱惑。当时，教授直接从学生那里收取学费，一年收入最多也不会超过170 镑。说到学费收入，当斯密离校时，这个宽厚的人坚持退回学生缴费的余额，后被学生们以所获的教益已经远逾此数为由拒绝。
这位家庭教师和小公爵于1764 年离英赴法。当年2 月13 日抵达巴黎，此后他和小公爵一直滞留在法国南部图卢兹，直到次年11月返回英国。这段时间内，他先后陪同公爵拜访了伏尔泰、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魁奈、米拉波、杜尔阁等法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特别是与重农学派作家的交往，使斯密受益匪浅。
在图卢兹的18 个月里，这对老幼伴侣沟通困难，斯密法语欠佳，他一开始想回到格拉斯哥的安静生活中去。18个月后，他们又开始了向南的旅途。在途中，斯密遇到了他崇拜的伏尔泰，并严词拒绝了一位多情的侯爵夫人的殷勤致意。他们先到了日内瓦，最后到了巴黎。为了避免周游各地时的无聊，斯密开始写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关于这一题材，他曾经在格拉斯哥作了讲演，在爱丁堡上流社会中展开过辩论，也曾同他的挚友大卫·休谟进行过详细讨论。《国富论》即由此酝酿而成。但此书的最后完成，却是12年之后的事。
与重农学派作家的交往，使斯密受益匪浅。
到达巴黎后，斯密的处境比之前有所改善。虽然法语还是说得很糟，但是已经足够使他和法国第一流的经济思想家展开详尽的讨论。所谓经济思想家，这里指的是魁奈，他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医师，也是庞帕多夫人的私人医师。魁奈成立了一个叫做重农主义的经济学派，设计了一种关于经济的图表，名叫《经济表》。该表所显示的确实是一个医生的见解——他的想法与当时仍然认为代表财富的是实实在在的金和银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坚决认为财富是由生产而来的，财富从这个人转到那个人，在全国流通，使整个社会获得不断补充，就像血液的循环那样。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米拉博（ Mirabeau，1749—1791），法国演说家、革命家、政治家）把这个说法看做堪与文字和货币居于同等地位的一大发明。但是重农主义的困难在于，它坚决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财富”，至于制造业和商业只是徒劳无益地处理财富。因此，虽然魁奈的理论提倡实施自由放任政策，但作为政策推行，在实施中的实用性却很有限。
认识到劳动而不是自然是“价值”的源泉彰显了斯密最伟大的真知灼见。也许是因为他生长在商业繁荣的国家而不是农作物遍布的法国的缘故，但是把工业看做是一种不结果实的操作，也就不能认识到劳动无论如何使用（不仅是用于土地）都会创造财富。斯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重农学派信徒的农业偏见。不过斯密私下对这位法国医生却非常崇敬，如果魁奈没有在斯密成书之前死去，斯密是会把《国富论》献给他的。然而，重农主义与斯密的苏格兰眼光在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1766年，加入旅游团的公爵兄弟在巴黎街道上被人杀害，这次旅游即告中止。小公爵回到了他在达尔基思的庄园，斯密则先到伦敦，然后从科卡尔到克科迪。此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呆在那里撰写其著作。这部书大部分是由他口述而成的。口述时他惯于倚在壁炉边，时常神经紧张地揉搓着紧靠在墙上的头，以致墙上被他的润发油染上一块油迹。偶尔，他也到达尔基思庄园去访问他以前照管的孩子。为了写作，斯密还不时到伦敦去与当时的文人学士讨论他的观点，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斯密与他同属一个俱乐部，斯密同这位年高德勋的词典编辑却很难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约翰逊与斯密初次见面，就以相互谩骂的形式从此分道扬镳。争论中，约翰逊大骂斯密：“你撒谎！”斯密满面怒容地回骂：“你是个……的儿子！”根据司各特的记载，这就是这两位伟大哲学教师之间的经典对话。
重农主义与斯密的苏格兰眼光在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在广泛的交流中，斯密碰到了既可亲可爱又富有才智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为斯密提供了大量关于美洲殖民地的实情，特别是对殖民地有朝一日将在世界舞台上担任的角色，富兰克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斯密后来在关于“这些殖民地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空前的、最强大的国家”的论述，无疑是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影响。通过游历欧洲并广泛参与交流活动，斯密受益匪浅。由于有高额年金的保障，斯密衣食无忧，所以他彻底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务，专心在老家科卡尔迪写作《国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