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帮以海上贸易的频繁著称于世。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之王”。在明清时期严厉的海禁政策中,他们敢于冒险。为了能够在贸易中赢利,什么危险的贸易活动他们也是不畏惧的,这些人甚至为了追求利益敢于与官府相抵抗,甚至展开明枪真刀的公然对峙。
可以说,福建商帮的这种对抗政府海禁政策的海外贸易活动是古代的走私活动。 他们是中国大陆走私的祖师爷。福建商帮是一个亦商亦盗的商帮。
当然,福建商人的这种走私活动是与他们的天性相关的。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部的原因。 福建的沿海居民靠海而生,福建的人民以渔民居多。 长期的出海打鱼,造就了他们勇敢、坚强、敢于与海上的风浪作斗争的性格。 这种性格使他们在任何困难、危险面前都能一笑而过,勇往直前。 出海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想打到大鱼,要想发大财,就要到遥远的深海中去。 虽然在深海中面临着被惊涛骇浪吞噬的风险,但是他们敢于与命运进行抗争。
于是,在严厉的海禁面前,他们选择了走私贸易。 福建商帮是中国最早将鸦片由东南沿海输入内地的商人。虽然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是消极的,但足以反映福建商帮的活动。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福建成为中国最早有吸食鸦片记录的地区。 一些商人见鸦片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就在这上面动起了心思,开始了非法走私与贩运鸦片的生意。
鸦片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鸦片贸易合法化使大批的福建商人开设烟土行、烟土店等推销鸦片。 这些鸦片商有着极为雄厚的商业资本,资本最多的甚至可以达到上百万元。鸦片商分为不同的等级,一般在较大的鸦片商之下,还会有很多分销商,这些分销商的商业资本相对来说就小多了,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之间。 他们主要负责一个地区、一个县的鸦片分销,将鸦片卖给烟馆和熟膏店,或者直接卖给鸦片吸食者。
福建商人的鸦片运输途径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那些走私而来的鸦片再偷运到全国各地。 为了逃避政府的追击以及逃避缴税,福建商人运输鸦片都是极为隐秘的。 他们在长期的走私过程中也总结了很多诀窍。比如,鸦片商将鸦片藏在运送普通货物的商船中,以逃避官府的检查,蒙混过关。 采用这样的方法走私鸦片,偷运的鸦片数量很多,而且风险比较小,一般都不会被官府发现。 当时,有人记载福建商人的鸦片走私活动:“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从一些历史资料中考证得知,这种说法是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福建商人运送鸦片的商船如果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后,就可以顺利地开进港口了,鸦片商再趁着夜色将货物秘密地运送到城中早已准备好的仓库中。 在港口久候的鸦片商会主动地与这些货物的主人搭上关系,预订下货物,鸦片一下船就直接销售了出去。 这些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地痞、同乡会馆的商人。 当时,在全国各个重要的通商口岸,都有福建的鸦片商人长期驻扎在那里,即使北方地区也是这样。在天津,福建商人为了贩卖鸦片的方便还专门组织开办了会馆、店铺,暗中从事鸦片买卖。
福建的走私贸易尤其是后来严重的鸦片走私贸易与清政府的姑息纵容有着重要的关系。 其实,福建商帮的鸦片走私活动清政府了如指掌,虽然在初期的鸦片走私贸易中,清朝的皇帝也是命令严厉查抄的。但是,清政府到后期已经是一个十分腐败的王朝,虽然上面有命令下达,但是腐败的官员接受了鸦片商的贿赂之后就会主动帮助他们掩盖走私行为。 比如,道光皇帝得知福建商帮大量走私鸦片的事情后,就下令让军机大臣等许多政府官员对此事严办。
在海上,政府还专门设置了水师缉拿走私船。 但是,这些措施收效都不是很大。虽然个别的福建商人因此而折戟沉沙,但是大多数人却能顺利地逃过。 这是因为商人们利用重金贿赂管理查治走私贸易的官员,甚至将他们也拖下水参与走私活动。在当时为了获取重利,经常有官员参与到走私鸦片贸易之中。 同时,这些福建商人还想方设法尽量把鸦片藏匿得隐秘些,以减少麻烦。 于是,在政府官员和藏匿手段的双重保护下,福建商人的鸦片走私活动有增无减。皇帝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除了参与海洋走私活动外,多元化的文化性格也是福建商帮所具有的特点。
福建商人在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并不会向内陆的许多商帮一样回乡走经商之前的老路。他们会把这些钱全部放在扩大经营规模上。为了扩大商业资本,他们甚至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向人借巨款。 这种敢于冒险的性格以泉州商人最为突出。 假如他们做生意赚了10万元,他们会在10万元的基础上再借上10万元去投资。于是,他们的商业资本迅速扩大,财富的积累也就十分迅速。 泉州商帮中经常会出现大富翁。
兴化商帮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以节俭在整个商帮中闻名。 他们的这种节俭可能是由于长期在内陆地区经商,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较多的原因。兴化商人甘于吃苦,认为要取得生意上的成功必然要经过吃苦这个环节。 同时,他们做生意又十分讲究方式、方法,是靠头脑经营而起家的商帮。 即使腰缠万贯,兴化商人也是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时人有感于兴化商人的节俭,有着“神仙难赚莆仙钱”的说法。 节俭在能够积累商业资本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经商活动过于拘谨,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虽然兴化商人节俭勤快又注重商业经营,但是过于节俭使他们在经商中放不开手脚,因此很少有能成为大富商的。
福建地区的重商传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背离。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末位。一旦从商,他们就不得仕宦为吏。 福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弱些。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反而使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受到强有力的冲击。 早在唐朝末年的闽国时,当时的政府就很重视商人的地位。 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记述,闽商借雄厚实力,参与和介人闽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 闽国统治者常借助闽商之力,沟通与五代中原王朝的往来,甚至以闽商作为闽国的使者而举表称藩于五代。 闽商林仁翰,林灵仙曾孙,后事闽王王延羲,曾谋求市舶司之官。这些多元化的文化性格造就了福建商帮的辉煌,在某些方面也制约着福建商帮的发展。 但是总体来说,多元化的文化性格对经商是起着积极作用的,也成为福建商帮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