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帮最精明的经营之道就是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
洞庭商帮兴起与大发展的时候,正是晋商、徽商势力最大的时候。但是聪明的洞庭商人并没有与这两大商帮在商场上形成明显的竞争冲突,他们善于把握时机,能够在这两大商帮的夹缝中顺利地成长、繁荣起来。 那时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贩盐业都是他们最为重要的商业贸易活动。 由于这两个商帮发源比较早,因此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盐业贸易。 于是,洞庭商人把贸易的重点放在了其他商品上。 相对来说,洞庭商人在贩盐业上是没有什么成绩的,这正是他们的聪明所在。
如果洞庭商人加入已经近乎白热化的盐业竞争,他们的商业势力必然会受到晋商、徽商的排挤,很可能都形不成后来的洞庭商帮。 在那些晋商、徽商相对薄弱的商品上下手经营商业贸易,给了洞庭商人发展的契机。 他们从这些商品贸易中迅速成长壮大,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实力的商帮。在某些地区、某些产品的贸易上,洞庭商帮的实力基至要迎证報过那两个商帮。
同样,典当行业也是晋商与徽商发展的看家行业,全国再也改有丽帮能比得上他们的实力了。 洞庭商人巧妙地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在经商过程中,不断地开创新局面,抓住历史赋予的任何一个商业契机,积聚实力。
粮食贩运业和丝绸布匹贩运是洞庭商人经商的重点。 他们的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 首先,洞庭商人所居住的苏州等地一直都是我国重要的粮棉产地。 这无形中给他们提供了天然充足的货物资源。但是无论是粮食还是布匹都属于占地比较大的商品,要从事这些商品的贩运买卖是要有着发达的交通条件为基础的。这就是洞庭商人高明的另一处体现。 在洞庭商帮的附近,南北交通有京杭大运河,东西交通有天然优良水道长江。 在大运河与长江之间,又有许多小河、支流纵横交错。发达的水路交通运输条件对洞庭商帮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次,洞庭商帮活动地域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 他们大多活动于京杭运河沿线和长江的中下游,这些地方无论南北还是东西都是我国的核心位置,便于南北、东西商品的交换。
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避开了晋商、徽商的活动地域,这就使他们之间的商业竞争更少了。 东山商人主要活动在大运河沿线,以江南松江府的朱家角镇等为起点,以运河重镇山东临清为终点,避开了与晋商的竞争。 他们专营江南盛产的棉布,将负有盛名的江南标布输向华北、西北、东北大地,运回江南需要的棉花、杂粮、梨枣、药材等,形成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棉则泛舟而鬻诸南的流通格局。 西山商人主要活跃在长江沿线,以江南的苏州为起点,南京、汉口、长沙是其最重要的活动场所,避开了徽商的主要经商路径。 他们将江南的丝绸、棉布销向长江沿岸的各个地方,运回长江上中游的米粮。
粮食是整个江南地区所紧缺的生活资料。 丝绸和棉布则是江南地区生产量最多、销路最广的大宗手工业品。 不论是粮食还是布匹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 在江南这种特有的经济格局下,洞庭商人主要经营衣食这两大类商品。 粮食的销售起点,就是布匹的销售终点;布匹的销售起点,就是粮食的销售终点。 因此,洞庭商人在贩卖过程中往返都能收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效益比单程高出一倍。 这样的往返贸易不但能够谋取到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而且能够谋取到较为稳当保险的商业利润,做到稳中取胜。
与晋商、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不同的是,洞庭商帮尽量与官府的势力远离,不依靠官府的势力开拓经济实力。 纵观晋商、徽商的发展,他们的兴盛都与政府的政策倾斜有着重要的关系,很多大商人都极力地与朝廷的官员挂上钩,以便得到政府的保护,使他们的商业活动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而洞庭商帮的成绩完全是依靠商人本身一点一点打出来的,他们甚至刻意地避免与官府的接触。 他们所经营的粮食、布匹等商品不像盐等商品那样,由朝廷专营或严加控制,不会因为朝廷官员的额外眷顾而大发横财。 同样,洞庭商帮也不会因为政治势力的变动而衰落,他们遵从的主要还是市场的需要。 因此,洞庭商帮没有因为朝廷的奖励扶持政策而兴盛,也没有因为一个政权的腐败、变动而消亡。 他们是随着市场的变化兴起、发展、繁盛、消亡的。
洞庭商人是有着远见卓识的,这种远见卓识体现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就是他们能够通过市场上的一些信息,准确地预测市场的走势。他们很善于捕捉关于市场的任何方面的信息,并且能够细心地观察、分析这些信息所隐含的东西。 他们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这些策略都没有固定的制定标准,只要符合市场的需要就可以了。
洞庭商帮在上海的崛起就是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明证。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同时也给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埠通商。 刹那间,大量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涌人中国市场。这些商品中,以洋布对中国传统土布的打击最大。盛产于江南的土布马上就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很多织布厂因此而倒闭,也有很多商帮因为不能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而迅速衰落。 洞庭商帮却在这股强大的倾销浪潮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最初的洞庭商人也受到了洋布的冲击而损失惨重,有的也面临着倒闭、破产的危险,但是,他们在短时期内迅速适应了这股潮流,调转了商业的发展重心。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促使更多的洞庭商人把商业经营地点转到上海。因为江南地区,包括苏州等地的商品经济受到了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战乱的严重打击,社会经济一蹶不振。 洞庭商人密切注视着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和经济格局,携带其长期积累起来的工商业资本,向金融中心上海集中,以其“钻天”本事,开辟了买办、银行、钱庄等金融行业和丝绸、棉纱洋布等实业。 这些商人迁到上海之后,在那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