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帮中的席氏家族和严氏家族是把商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两家重要商家。 他们对金融资本的投资大致可分为经营买办、钱庄和银行。
“买办”是外国的资本主义资本渗人到中国之后的一个特有的商业名词。所谓“买办”就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商行公司等商业金融机构中被雇用的中国经理。 这些外资机构由于对中国的本土市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为了更好地经营这些机构,就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雇用那些熟悉中国经济市场的中国商人替他们管理这些机构的商品经营活动。 但是,这些经理并没有足够的实权,但凡遇到什么重大的决策都要向外国商人汇报,只有他们同意了之后才能实施。 这种管理方法既使外国商人从繁杂的商业活动中解脱了出来,又有利于商业机构在中国的发展。
其中,席氏家族是上海著名的买办世家。席正甫是席氏家族中买办的典型代表。 他因为经营钱庄生意火爆而被英商开办的上海汇丰银行相中,那时,香港是英属殖民地。 汇丰银行的总部就设在香港。这家上海的汇丰银行虽然是一个分行,但是由于上海特殊的经济地位,实际上控制着汇丰银行的对华业务,操纵着中国的对外贸易。 上海汇丰银行的贸易额甚至一度超过香港本部。 刚进人汇丰银行时,席正甫只是银行内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职事是跑楼,近似于钱庄的跑街。1874年,由于他干得出色,被任命为买办。席正甫在汇丰做了30年,并将自己的儿子一手培养了起来。 他卸任之后,他的儿子席立功就继续担任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席立功在汇丰银行做了20年买办,又传给了儿子席鹿笙。
席氏家族在做买办为外商赚取利润的同时,自己也受益匪浅。不少外商银行的买办一直都由席氏家族的人把持,如英国汇丰银行,从1874年至1937年,席氏家族连续担任买办达64年。
在经营买办的同时,席氏家族、严氏家族还把大量的资金投人到钱圧的生意中来。 严氏家族经营钱庄的历史比较早。 在明朝末年,严家的两兄弟就以开办名为白墙门和花墙门的钱庄而闻名。 花墙门钱庄传到清朝末年时,严兰卿任上海敦裕洋行买办。 同时,他在上海、苏州、常熟、吴县木渎等地开设了近10家钱庄。 这些钱庄在上海就有6处之多。另一个商业大族万家的万梅峰在上海通商之初在洋货号中当伙计。 1861年,他做白泥生意成为富商。之后,他就开始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中来,开办了恒兴洋货号,在这家货号的基础上经营多家钱庄。他的儿子万振声又在上海、苏州一带分设钱庄数家,万家的钱庄很注重信誉,洞庭商帮的很多商人都在这家钱庄办理钱款事宜。 万振声在钱庄的经营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洞庭东山商帮在上海建立会馆时,他一人捐款就多达5000两白银。
明清以来,由于席家一代代人善于经营,他们从商贸进人到钱庄银行。太平天国时期,席元乐携家从东山迁居上海。 随后他的几个儿子相继进入商界,从学徒做起,不久自己创办钱庄。 据历史资料统计,洞庭商人在上海先后至少开办了85家钱庄。 可以说,钱庄业是洞庭商人向上海转型之后的一个重要生财之道。
席氏家族经营钱庄和担任买办所积累起来的金融经验十分丰富。在中国允许自办银行之后,席氏家族很快就凭借着这种优势与庞大的家族资产经营起本国的银行来。 中国最早的银行是清朝末年盛宣怀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和户部开办的大清银行。 大清银行最开始设立时称为户部银行。 曾任英商宝信银行买办的席裕光,于户部银行成立不久就出任其上海分行副经理。 他的长子席德懋先后出任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业务局局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另一子席德柄后任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席颂平则长期任职于中国银行。 从中国创办自己的银行开始,席氏家族就一直担任着银行中的重要职位。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
席氏家族只是当时洞庭商帮发展的一个缩影,后来的洞庭商人大部分都开始投资于金融行业。 掌握国家银行命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洞庭商人开始投资开办自己的银行。 叶扶霄、王毅斋、席季明等参与创办了中国商业银行;席少荪、席季明、叶扶霄参与开设上海纱业银行;席季明等组织创办了惠丰商业银行;严敬舆创办了东南植业银行。
在金融行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洞庭商人审时度势的精神又发挥了出来,他们开始顺应历史潮流将大量的资本向生产领域投资。 洞庭商人在清末以及民国时期建立了大批的实业企业。1908年,叶明斋在上海投资成立了龙华制革厂,其后他又投资创建了振华纱厂、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等企业。 1910年,席立功与无锡人祝大椿合资成立上海公益纱厂。叶振民创办大同实业公司,从事橡胶生产。沈莱舟集资创办裕民毛绒线厂,创立了延续到现在的著名品牌“恒源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