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帮: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2019-12-1620:11:20洞庭商帮:面粉大王荣氏兄弟已关闭评论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氏家族在我国近现代的经济、政治中都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是到现在,荣家依然是掌控着许多商业命脉的大族。

荣氏家族的发家是从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开始的。 他们两人创办的中国近代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都是冠给这两个人的名号。100年来,荣氏家族是叱咤中国政坛与商坛的一支独行军。

20世纪初,荣家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崛起于无锡的一个小镇。

荣宗敬、荣德生的祖父只是一位勉强能糊口的小商贩。 他们的父亲是荣熙泰,年轻时做过铁铺学徒和冶坊的账房。 由于出色的经商才能,后来到广东跟随朱仲甫在肇庆府做总账,10余年间积蓄了一笔钱财。1873年,荣宗敬出生了,荣德生在两年之后也来到了人世。 兄弟二人幼时在乡里读私塾。

由于家境贫寒,1886年荣宗敬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 荣德生在父亲的坚持下依然在私塾学校读书。荣熙泰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在将来取得一个功名,改变荣家为商的局面。荣德生可能是从小受了家庭经商的影响,对考取功名并不感兴趣。他看到哥哥不再念书了,也想早日为家里分忧。3年后,15岁的荣德生来到了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荣宗敬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 在钱庄中,兄弟二人十分勤劳好学,为人又都十分聪明,因此在学徒的几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知识,为后来他们开办事业奠定了基础。

1896年,荣氏父子三人合作,集资3000元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由荣宗敬任经理,不久又在无锡设立分庄,由荣德生任经理。广生钱庄的开办是荣家兄弟创业的开始。 但是,当时清政府的统治极为腐朽,又受到外国列强和本国起义军的冲击,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广生钱庄经营开始是十分惨淡的。合伙人见钱庄短期之内不会赢利并且还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就在钱庄开办一段时间后撤股了。 从此,广生钱庄由荣氏兄弟独立维持。 经过两年的奋战,这家小规模的钱庄终于开始赢利了,在年终盘点时,这家钱庄共赚得了将近1万两白银。 兄弟俩的斗志更加高昂了,决心把生意做大做强。

正当广生钱庄的生意开始慢慢爬升之时,荣德生却离开了哥哥随父亲一起到广东去帮账。 钱庄的生意就全靠荣宗敬一人打理。

在广东的日子里,荣德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他看到广东商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很受启发,并且在广东帮账的日子里,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在广东的进口商品中,面粉占有很大的比重。那时,外国生产的面粉色泽白皙、口感好,很受国内欢迎,销路非常好。然而,国内能生产这种面粉的厂家寥寥无几,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面粉厂。由于八国联军人侵,北方农业遭受破坏,“面粉为洋人食品,得免捐税”。开办面粉厂投资小、见效快、销路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投资产业。 于是,荣德生便产生了开办现代面粉厂的念头。

荣德生有了投资兴办面粉厂的念头之后,就迅速回到上海。 兄弟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筹备起了创办面粉厂的事宜。 1901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经过荣氏兄弟认真挑选的厂址终于破土动工。面粉厂设在无锡,取名保兴面粉厂,他们都希望这个厂子能够保证兴旺。这是无锡历史上产生的第二家近代民族企业。 整个厂区占地17亩,最初厂子的设备是比较简单的,总共只有四部法国石磨机、三道麦筛机、两道粉筛机。

然而,保兴面粉厂的开办却受到了当地士绅的强烈反对。 荣氏兄弟几次向当局申请开办手续,都因为士绅的阻挠而没有成功。 两江总督刘坤一了解到他们欲开办民族工业之后,十分赞赏,一连下了七道批示要求地方官支持实业。 在第八次批示中,他直接批示: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

1902年,荣氏兄弟与朱仲甫父子合作投资39000元的保兴面粉厂终于开业了。 在企业开办之初,全厂只有30多个工人,每天生产300包面粉,是当时国内已开工的12家面粉厂中规模最小的。 由于面粉质量差,乡绅势力乘机打击,挑唆无锡一些出名的面店和点心店拒绝使用保兴厂的面粉。工厂投产不到半个月,积压面粉千包。 荣氏兄弟十分焦急,一面购进磨坊生产的土粉,掺和进机制粉中提高面粉质量,一面降低售价,对店家送货上门。 第二年,朱仲甫见效益不好退出,荣氏兄弟只得另请人人股,并把保兴面粉厂改组成茂新面粉厂。 随后他们扩大投资,向怡和洋行订购英国钢磨六部,增建三层楼的新厂房,使生产能力达到每天800包,面粉质量也大为提高,产品的销路也不断扩大。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子的遗训。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他们的面粉因为质量好、价格低而很受欢迎。

随后日俄战争爆发,东北地区面粉需求量激增。 茂新面粉由铁路运到上海,再转海轮运往东北,获利丰厚。

作为几代民族产业的代表,荣氏家族产业的经营有着很多独到之处。 比如“无有限公司”做法-就是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相互支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经营范围,向纺织工业投资。面粉为食之所需,纱、布为衣之所需,并且面粉生产需要大量布袋,纺织生产需要大量浆纱面粉。他们认为“粉纱互济”可以降低两者的成本。1907年荣氏兄弟找人合作,集资27万元在无锡建成振兴纱厂。

但是,那时荣氏兄弟的面粉厂正处于困难时期,能够有这样的胆略确实令人敬佩。从1906年到1910年,生产面粉的原料麦子的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茂新面粉厂因而连续两年亏损。这时,满载着面粉准备运往天津销售的商船又在航行的途中因触礁而沉没,只这一次就损失了5万元。

1910年,荣宗敬投资的裕大祥商号倒闭,各钱庄纷纷上门索债。在这危急关头,荣氏兄弟决定停歇父亲创办的广生钱庄,集中资金用于面粉、棉纱工业,终于使风波得以平息。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建立了民国政府。民国政府大力倡导民族产业,这让荣氏兄弟看到了新的商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还纷纷向中国大量订购面粉,中国市场进口棉纱锐减。我国由面粉进口变为出口,荣氏兄弟抓住时机,将无锡茂新面粉厂迅速扩充成3个厂,上海福兴则从3个厂发展到6个厂,其中的福兴五厂搬到了武汉。之后,他们又在济南建起了茂新四厂,上海又建立了福兴七厂和八厂。

在扩充工厂的同时,荣氏兄弟抓质量创品牌,强化企业管理,还别出心裁使用了一些促销手段。

他们在一些袋装面粉的底部塞入一个铜板。 当购买面粉的顾客快要将面粉吃完时,就会意外地发现这一枚从天而降的铜板,从而喜出望外,认为是什么好运的先兆,就会继续购买他们的面粉。 荣氏兄弟所生产的面粉不仅物美价廉,无毒素,而且还可能中奖。 在这种促销手段的驱使下,很多人都开始购买他们的面粉。 这个销售创意,很快使他们的企业在无锡面粉市场占有一席之地。1915年国内爆发了“抵制日货,爱用国货”的运动,荣氏兄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在1914年至1922年8年间,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 这种高速度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到1922年,茂新系统和福兴系统共有12家面粉厂,日产面粉86000多包。荣氏兄弟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在大力发展面粉产业的同时,荣氏兄弟又看准了市场,大量投资于棉纱的生产。

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事,减少了对中国棉纱的出口,因此国内企业对棉纱的需求大大增加,国内纱价上涨了一倍多。 由于原料的缺乏,国内的纺织业一度陷入了困境。为此,荣氏兄弟趁机在棉纱生产上加大投资,扩大生产。 但是,由于国内纺织业的不景气,振兴纱厂的董事会没有通过他们的建议。 于是,荣氏兄弟退出振兴纱厂的股份,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上海创办了申新一厂。后来,没过多久又兼并了恒昌源纱厂,将其命名为申新二厂。 荣氏兄弟的棉纱厂在市场的大量需求下迅速成长、壮大。在1919年至1921年的3年间,他们又在无锡和武汉开办了申新三厂和申新四厂,继续扩大棉纱的生产规模。 荣家的棉纱因为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而很受市场欢迎,几乎是供不应求。 在这期间,荣氏兄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但是,棉纱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迅速走向了衰落。

这是因为一战后经过休整得到喘息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恢复了对华的棉纱输出,并凭借着强大的资本很快就挤垮丁国内大大小小许多刚刚发展起来的纱厂。在1923年至1924年两年中,荣氏兄弟的申新下属的几个棉纱厂都相继出现了亏损,数额超过百万。 同时,他们的面粉厂也开始出现亏损。 但是,荣氏兄弟仍然在艰难地支撑着,等待着再次崛起的时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些鼓励国内经济发展的措施,荣氏兄弟的面粉和纺织厂重现生机。到1932年,他们所控制的资本在全国的面粉、棉纱产业中分别占了30%左右。“面粉大王”的称号再次回到了他们的头上,同时他们又赢得了“棉纱大王”的桂冠。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抵御市场的风险,荣氏兄弟在1930年开始走上了大量借贷发展企业的道路。 这种发展战略极具风险性。 他们乘许多中小企业难以维持的机会,利用相对雄厚的实力,购并了多家纱厂。此时,荣氏兄弟的纱厂已经达到了8家。 这种冒险的扩张方式为荣氏家族带来了很多潜在资产,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们一步步靠近。

这个危险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荣氏企业遭到空前的浩劫,各地荣氏工厂横遭洗劫,有的化为一片焦土。 此时,坚守上海,保卫家族企业的荣宗敬看到自己毕生心血创建的庞大商业集团毁于一旦,精神上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在1938年积郁成疾离世。

1945年至抗战胜利为止,荣氏兄弟的纱厂约有1/3的纱锭、一半以上的布机及1/5的粉磨被毁坏。 即使在战争中逃过一劫的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国民政府控制。剩余的荣氏家族财产在荣德生的努力经营下又恢复了一定的生机。 1949年,全国解放的前夕,国民政府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瘫痪。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的动荡,荣家由此走向低潮。

此时,上海的商业界人士开始大规模的迁资海外。 荣氏家族内部的企业也出现了向海外迁资的迹象。 荣德生是一位十分爱国的商人,他不忍这些资产流入国外,就全力阻止迁厂逃资。 在他的努力下,家族内部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保存。

新中国的成立为荣氏家族的企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那时,由于国民党造成的全国经济的瘫痪,荣氏企业面临着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的困难。 国家非常重视荣氏企业的发展,对荣氏企业实行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保护措施。 这些措施使濒于破产的荣氏企业得以复苏。

荣德生作为全国企业家的代表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1952年,荣德生辞世。不久,他的儿子荣毅仁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荣毅仁的举动对上海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 从此,“红色资本家”的称呼便成为荣氏家族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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