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人最早形成于1000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战乱频仍的社会为徽州商人的兴起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长时间的分裂时期,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各个军阀、国家之间相互混战,尤其是北方地区。长久的战乱致使社会生产遭到产重破坏,战乱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向南方较为安定的地区迁徙。徽州成丁战乱流亡人民的理想避难场所。 但是,徽州本来就耕地稀缺,大量南迁的人潮更加激化了众多的人口与稀少的土地之间的矛盾。为了生存,人们开始经营商业来补贴家用。此外,在南迁的人们中,除了那些因为战争而流亡的无家可归的底层难民,还有相当数量的豪门望族或是商业世家。
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也来到了徽州。他们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改善了徽州原来的经济结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和商业知识。农业的发展使更多的人闲置了下来,为商业经营提供了充分的人力资源。 商业知识和文化的渗人与传播开拓了徽州人的眼界,并为以后的经商活动创造了可能。 这些迁来的大族在家庭稳定下来,一切重新安排妥当之后,又开始着手于商业经营活动。 因此,我们说徽商的发源在东晋时期。 《晋书》就记载着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唐宋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一个时间较长的稳定局面。 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经济繁荣,不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等产品都有了极大的丰富,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市场兴盛的重要原因。 人们的手里有了闲置的钱财,才有可能去购买市场上的产品,也才能刺激更多的商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唐宋时期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促使更多的商人开始发展对外贸易。 唐宋的丝绸、茶叶都是出口的热门产品。
南宋是徽州商人的大发展时期。 北宋灭亡后,统治者把都城迁到了南方的临安,建立了南宋王朝。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全国的经济重心也由北向南迁移,造就了南方城市的高度繁荣,如扬州、杭州等。这些城市正是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的主要活动场所。 经济中心的南移为徽州商人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商业的繁荣使徽州商人中开始出现了一批拥有巨资的人物,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我国著名的大学问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开始发行用于商品流通的纸币“会子”,简化了商品贸易的环节,加速了徽州商人的发展。
明朝以后,徽商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徽州商人也被称为“徽骆驼”。 这种说法源于两位徽州商人艰苦创业的故事。
据说,有两位徽州商人,携带着家中七拼八凑卖房卖地得来的资金到苏州做生意。 可是,他们没想到到了苏州之后不但没有找到同乡,做生意的本钱还被别人全部骗走了。 这两个人身处异地,人生地不熟,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办法解决。 无奈之下,两人怀着懊悔的心情只得在城门外一间破旧的城隍庙中栖身。 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尽管江南的气候不像北方那样寒冷,可还是把他们冻得浑身发抖。 忽然,“当”的一声响把又累又饿的两个人的精神唤醒。 原来是一枚铜钱从衣服的口袋里掉了下来。 两人看着唯一的一枚铜钱,悲从中来。 这仅有的一枚铜钱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他们想还不如干脆把它扔了,省得看了伤心。 可是,转念又一想,这也许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来考验他们的意志。
这两个人意识到绝不能向命运低头,就决定拿着这一枚铜钱做点什么生意。 他们忽然想到第二天就是庙会,肯定会有许多小孩子来玩。 若是卖一些小孩子们喜欢的东西,生意一定会很好。反复思量之后,他们认为花灯、风筝深得小孩的喜爱,又可以自己做,就决定做这样的买卖。 他们二人拿着这一枚铜钱买来了彩纸等材料,做了几个花灯和风筝。 第二天,果然有许多小孩子来逛庙会,他们的花灯、风筝很快销售一空。 就这样一文钱变成了十几文。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二人从小生意做起,凭借着机智的商业头脑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资本十而百,百而万,越来越多。 几年后,他们就在苏州开了一家最大的钱店,为了纪念来之不易的成果,取名“一文斋”。
“一文斋”的发家史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开创了徽商300多年的繁荣。 徽商也因为吃苦耐劳而被称为“徽骆驼”。
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及商业重镇,其从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这个数字。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 乾隆时期,徽商的资本达到8000万两,几乎与当时的国库收入相等。
由于徽商的繁盛,在当时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 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人们称之为“徽州塘”;徽州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也被称作“小江村”;杭州的徽州木商颇成气候;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行业中,徽商举足轻重;扬州的客籍商人中有95%都是徽州人。
由于发达的水陆交通,徽商在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最为活跃。在那里光是徽州商人开办的当铺就有100多家。 清朝时,徽商在北京城里开办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仅小茶店就达数千家。
随着徽州商人势力的不断扩大,徽州商帮便应运而生了,简称徽商。徽州商人指的是单个的个体,而徽州商帮则指徽州商人的整个团体。徽商的正式形成在明朝中期。 此时的徽州人早已摒弃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以经商为耻的观念,经商风气十分旺盛,活跃于各地市场。 徽州商人为了经商的需嬖,结伙经营的现象已经被认可并逐渐发展。 他们大都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协同经营,利润共享。由于他们出色的经营技巧,在商战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 因此,徽商这一团体开始被社会所认可。
在经过明清300多年的繁荣之后,到清朝的后期,徽商开始走下坡路。徽商的衰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朝道光时期,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徽商垄断的淮盐贸易进行了整顿。 从此,徽商在盐业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消失,贸易活动随之减少,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 在咸丰皇帝时期,政府曾经实行了一项钱币制度的改革,可是改革失败,使经营钱庄的徽商损失惨重。 清政府还加强了对典当行业的管理,查禁重利、加增典税。后来,清政府又实行“厘金”的政策。 这些措施都使经营典当行业的徽商利润大大减少。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资本主义资本和商品开始充斥中国的商业市场,以质优价廉的优点很快成为了市场上的主打产品,备受欢迎。徽商经营的作坊式的手工业产品根本无法再在市场上立足。
除了社会历史原因,徽商自身的经营方式在清末也不适应当时的商业发展需要。 他们拘泥于封建商业经营方式,对新的商业形式没有准确的判断和创新,因此在后来的竞争中逐渐被后起的商帮压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