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徽商崛起的重要时期,而那时全国上下的商帮非常多,徽商又是凭借着什么样的经营之道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取胜,甚至超过发展更早的晋商的呢?纵观徽商300多年的兴盛史,可以看出,徽商之所以能够在强者如林的商场中叱咤风云的主要因茶就是他们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经济文化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盛。商业的繁荣也使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这就要求商人们不但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中做出准确的判断,还要有高明的经营管理组织能力。 商人们要想做到这两点,就必然要拥有十分丰厚的知识,既包括商业方面,还要包括历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徽州商人顺应了这种历史要求,大多都受过十分深厚的儒学教育。因此,他们在商战中善于运用心机,精于筹算,能够审时度势,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徽商的贾而好儒在全国都是十分有名的。 他们之中又因为情况的不同而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儒贾,就是在经商的过程中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商人;另一种叫做贾儒,就是以崇尚儒学的名义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虽然这两种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本质上都是有着儒家思想、儒学文化的商人。
他们之所以把贾儒结合起来作为经营之道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自身需求的。 从历史背景上来说,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产品也越来越丰富,商业因此而繁荣起来。 再加上明清时期外国资本的渗透,已经开始有外国的产品涌入中国市场,这就使本来竞争就十分激烈的中国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同时,金融货币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商品与货币的供求关系越来越明显。因此,商家若想赚到钱,就要有着灵敏的商业头脑与广阔的商业视角,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
这就要求商业经营者要有较高的素质。 素质的得来不仅依靠商人们在商场中多年摸爬滚打形成的经验,还要依靠较高的知识文化涵养。 所以,从明朝开始,徽商们就十分注重对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以儒术饬贾事。 这种经营之道确实对他们的商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很多饱学的徽商获得了成功,成为名扬天下的巨商大贾。
把贾儒结合作为经营之道还因为他们对自身品格的追求。 徽州自古就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程朱阙里”、“理学故乡”、“文献之邦”、“东南邹鲁”都是徽州的别称。 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过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徽州商人不知不觉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人性品格。 因此,即使在经商时,他们也会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应用到里面。
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具体表现为徽商在经商时坚持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的众人称道的经商办法。
在经营过程中,徽商恪守着见利思义、信守契约的原则,打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无商不奸”的商人形象。他们信守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十分讲究诚信,总是坚持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原则。他们的物品货真价实,对待顾客童叟无欺,并且遵纪守法、信守承诺,因而在商场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从中大大受益。
徽商把贾儒结合起来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他们提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徽商之所以能够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与“道'、“义”有着重要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指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包括“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
虽然只有短短的32个字,可是它们确实道出了微商经营之道的精髓。
在几百年的徽商繁荣史上,流传下来很多微商为了恪守商业道德而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事情。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中药材老店,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每年在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 他们在抬着身披彩缎的鹿游行之后,都要在众人的眼前现场制作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以监督制作过程没有掺假。 清朝时著名的大墨商胡开文发现自己的店铺内有一批已经制作完成的墨锭不符合质量要求,就立即停止了这种墨锭的销售,并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全部倒人池塘销毁,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信”。 他甚至把那些已经销售出去的墨锭再用高价收回,不让每一位顾客因此而受到损失。
“义”就是商人在经商时要把仁义放在第一位。休宁商人刘淮是一位大粮商,长期在嘉湖附近收购粮食。有一年,那里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的地里颗粒无收。 有人就劝说刘淮让他把以前回积起来的粮食高价卖出,获得丰厚的利润。 可是,刘淮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严词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认为能够让饥饿的百姓顺利地度过灾荒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于是,他不但没有趁机抬高物价,还将自己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并为那些无钱买粮的灾民开设粥棚。 刘淮的义举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灾难过去后,他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清朝初年徽州歙县大盐商江演也曾做出过许多义举。 他在自己发财之后,并没有忘记家乡的百姓,先后捐献白银几万两用于家乡的交通建设,开通了30多里路,还捐献巨资疏浚了扬州河。 这种造福社会的义举正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最高境界。
胡贯三是徽商巨富,也是把贾儒结合起来进行经营的典范。 在他数十年的经商过程中,最为注重的不是获利多少,而是商德和修养。 他主张在做生意时贯彻“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箴言。 正是由于采用了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来越雄厚。 他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开设了自己的分店,包括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等许多行业。胡贯三也因此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徽商选择贾儒结合经营之道的原因。明清时期,文人尤其是在朝廷内做官的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不仅可以左右朝廷各项政令的拟发,还能引导社会潮流。 他们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社会或身边的人有着一定的影响。 徽商意识到只要自己得到了这部分文人的认可,就会很容易被社会接纳。 因此,徽商与文人的交往就十分密切。
徽商程白庵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自幼饱读诗书,深谙儒学之精华。长大后,他到苏州去经商,渐渐成为苏州商界的领军人物。程白庵的儒者风范是他在商场上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当时苏州的很多文化名流都不因他是商人而鄙视他,反而十分乐意与他交往。 归有光是我国著名的大文豪,他与程白庵建立了ー段深厚的友谊。在程白庵八十岁寿辰的时候,归有光亲自为他做了寿序。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 如此看来,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正是因为程白庵贾儒相济的经营之道使他得到了苏州上层文人的认可。 文人们的举动很快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风潮,百姓们纷纷到程白庵的店铺里购买商品。 程白庵的事业更加繁荣了。
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虽然对徽商自身的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些优点的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
徽商这种经商之道大获成功之后,有更多的人开始重儒求学,以便一朝得中之后直接与那些经济巨头拉上关系,找到金钱方面支持自己的靠山。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特权不用参与生产投资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这样就严重地减缓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速度和堵塞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渠道。 同时,徽商贾儒结合使许多商业资本沦为贿赂地方封建官僚势力的资金,这就使商业资本被无形地侵吞了一部分。我国的地方封建官僚也因此而更加腐朽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