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帮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商业形态。 这些形态不仅能反映出山西商帮的具体情况,还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些发展变化。
晋商的所有商业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这不仅因为票号是山西人首先创办的,还因为这种金融机构在当时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商人雷履泰创办的“日升昌”是票号产生的标志。 这种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的方法手续简单,使用方便。 不仅可以吸纳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还可以通过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
山西商人见这种新型的商业机构很有前途,便纷纷效仿,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票号中,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那时,仅规模最大的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3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票号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增添了许多业务,以更加适应商业的发展。 除了经办汇兑业务,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他们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吸纳来的资金向其他的客户发放贷款,进一步从中获利。
后来,票号的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开始接受清政府的业务。 为了适应政府的需要,许多票号都在国外设立了专门的分支机构,比如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阪都开设分支机构。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繁盛景象一点也不过分。
山西商帮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为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提供军饷的工具。晋商中的大商人,如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都在政府的财政政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朱元璋实行的“开中制”政策可谓一箭双雕,明政府不仅解决了边疆的军粮运送问题,还可以间接地把盐税收上来。 山西商人自然也从这种政府组织的政策中获利不少。 到了清朝,由于山西商业的繁荣,清政府十分重视山西的商业发展,把这里看作是国家重要的敛财之地,并给予山西商人很大的支持。在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噶尔丹叛乱、大小和卓叛乱,镇压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重要的军事活动中都离不开山西商人的影子。 晋商为清政府巩固政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给予了许多财政上的支持。
清朝时,山西实力最雄厚的介休范氏就是著名的皇商。 范氏家族除了提供皇宫内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还曾经负责运送军粮,并因此建立了令世人称羡的功绩。 当清朝钱币的原料铜缺少时,范氏家族又摇身一变成为当时的大铜商,专门为朝廷收购铜料,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来回往返,也因此而赚取了许多利润。
票号盛行之后,山西商人又以这种全新的形式为朝廷出力。他们在清政府财政紧缺之时,抽调自己的资金代垫代办汇兑军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比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向西逃亡。 在皇室遇到经济困难时,山西的商人挺身而出,资助给慈禧太后40万两白银,解决了清皇室的危机。 事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为了表彰山西商人的行为,将资助过她的山西票号改为清廷总出纳。 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清政府的财政部。
晋商与其他商帮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与政府之间有着复杂的依靠关系。这种与官府的关系在很多商贸活动中都有体现,明代扬州的盐商绝大部分都是山西人,而同时代的安徽人却很少能涉足盐业事务。这是因为,山西的盐商与当地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轻视安徽商人。
明朝灭亡后,山西商帮并没有因为这个靠山的崩溃而随之衰落,地位依然没有任何动摇,甚至势力还在不断地扩大。 这是由于他们迅速与新一任的统治者清政府建立了关系,笼络了很多政府官员为他们说话、办事,甚至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达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帮助那些穷困的书生进京赶考,对那些贫困的官员也进行相应程度的资助。 那些进京赶考的学生一旦应试得中,就必然会对这些曾经资助过他们的商人感恩戴德,那些接受资助的官员也会给予适当的报答.这部分官员成为晋商的关系网,晋商们利用这张关系网在各个方面活动,以争取最好的经商机遇、待遇等。
此外,一些山西商人还为一些想当官的人代垫资金,捐纳官职。咸丰皇帝时,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规定世人只要向朝廷缴纳一定的银两就可以当官。 这些官职上至道台、京堂二品、各部郎中。 晋商与一些人达成默契,并保守秘密。这些官员得势后也会在政策上倾向于资助过他们的晋商。山西商帮中的大商人甚至与清朝的王公贵族都有着深厚的关系,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杀土,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据说著名的大臣张之洞曾与晋商结交了特殊的关系。张之洞曾因为丧母在家守孝3年,之后想谋得更大的官职,这就需要许多资金支持来打通中间的众多环节。 可是,张之洞又没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于是,他便想到了找日升昌票号来帮忙,借取白银10万两。 日升昌因为数额巨大没有及时地答应,张之洞又去找协同庆票号,他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满足。 协同庆票号不仅答应支持这部分费用,还为他在票号办理了一个折子,方便他随时取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办理。 协同庆票号仅在三四年之中就获利白银百万两。
晋商在经营中赢利的去向有着鲜明的封建化特征。 山西商人虽然有钱,却仅限于在流通领域运作,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 这主要与我国当时资本投向的大环境有关。那时,产业经营时间长、利润低,不受投资者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