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人素以重土安命著称,他们一般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地经商的。 但是,这种情况也有一种例外,山东商人对东北地区却极为偏爱,千里迢迢地到那里去做生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最早到东北地区去经商的山东商人可以追溯到隋朝。 在以后的唐、宋、元、明各个朝代中,都有很多山东商人来到东北地区,给那里戍边的军队运送粮食、军饷等物品。 当时,这些贸易活动一般都是由政府组织并极力推荐的。 山东商人虽然并不愿意长途跋涉参与这样的商业活动,可是出于无奈,他们只好踏上北上经商的路程。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山东商人奉命向东北地区运送的粮食就有70万石之多。 那时,辽东地区有许多繁华的马市,据史书记载,这些马市上“燕齐贸客,贩貂辽东,尝至关前各路”。 史书还记载了山东武定府诲丰县在明朝的成化、弘治年间“有种盐淮北者,有市货辽阳、贸易苏杭者”。 恋家的山东商人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尝到了甜头,于是也就开始不计较路途的遥远,越来越多的人在政府的带动下到东北地区去做生意。
清朝顺治时,山东人苏得时曾经背负自家织的数十匹布“附贩商出关”,并在那里取得了商业经营的成功。 随着商业力量的不断增长,后来他还帮助官兵在宁古塔贸易货物。
康熙年间,山东商人到关外地区做生意的人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地方一一山东沼。 康熙初年在柳条边外的山东商人尤其多,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皆巧于计利”。 康熙曾经在东北地区巡视,当他见到在那里经商的山东人有数十万之多的时候,也十分吃惊。 乾隆十三年,山东商人仅宁古塔、船厂两地就有三四万人。
此时到东北经商的山东商人大多是只身前往,不会携带家属。 当经商取得成功之后,他们大多会携带着挣来的钱财返回老家去买田置地,纷纷“得资辄携以去,归故里值田园,长子孙,为肮下终老计”。
嘉庆时期,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东北地区开禁,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随着东北地区不断的开发,那里的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山东商人就更加钟情于这片土地了。此时,他们渐渐在这些地方安定下来,在东北各地定居.清朝末年,宣统时期灿岩州的13家望族中有10家是从山东迁米o这10家山东人中又有8家是在这里依靠经商起家的。 这些望族大多是在嘉庆年间由山东迁过来的,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经营网络,均是“恒产颇多”,“产颇丰裕,商业亦多”。
鸦片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重创的同时,却促使更多的山东商人来到东北地区经商。 这是因为东北地区身居内陆,与沿海地区相比不容易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侵扰,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这种乱世中的太平无疑使山东商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当时,有很多山东人“耕植之氓多择锄而负贩,悬犁而持筹”。 在这样的条件下,山东每年去东北贸易之人有5000人之多。
除了政府的提倡,东北地区丰富的物产也是山东商人偏爱东北的原因。东北的特产如人参、貂皮、鹿茸、药材在内地都是极为紧缺的商品,很受欢迎,而内地的布匹、铁器等商品又可以弥补东北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山东商人可以说是博采众长,赢利颇丰。 此外,山东地区人多地少的现实也是他们向广大的东北地区发展的因素。 登州府“地狭人稠,境内所产,不足以自给,故民多逐利于四方,或远适京师,或险涉巨洋。奉天、吉林绝塞万里,皆有登人”。山东到东北地区的交通十分便利,通过水路登州等地乘船一个日夜就可以到达辽东地区。
大规模迁往东北地区做生意的山东商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经营,于清朝末年已经在东北的各个商业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更好地把在东北地区经商的各地商人组织起来,在营口出现了商会的雏形,叫做“公议会”。
“公议会”里的成员全部都是当地的商业俊杰,实际上控制着整个城市的商业经济。1905年,营口公议会成员有15人,山东商人就占了三分之一。他们在公议会中的地位很高,很有发言权。 后来,广东商人在营口的商业经营中渐渐地失去了地位,退出公议会,山东商人在公议会中的分量就更重了。 其他的商业城市也纷纷效仿营口商界的做法,成立公议会。民国初年,哈尔滨公议会共有会员20人,全是山东人,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山东商会了。
在东北的众多山东商人中,又以黄县的商人最多。《山东通志》记载:“黄县地狭人稀,故民多逐利四方·····奉天、吉林方万里之地,皆有黄人履迹焉。”《黄县故事》也记载着:“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
清朝康熙年间,来自黄县单家村的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是当时东北地区甚至整个北方地区都十分有名的丝织品作坊。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大,他们开始跨行业经营。 到了清朝末年,单家兄弟的商业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商家。 因此,在当地有“先有老天合,后有奉天城”之说。 据《奉天通志》记载,清朝中后期的一百多年中,黄县人在奉天城各街以“天、吉、兴、洪、裕”五字为商号字头,共开设主、分号16处。 桦川县也是黄县商人的聚居之地,《桦川县志》记载:“商人以山东黄县人为多,约占全数十分之七八。”因此,隶属桦川县的佳木斯镇有“小黄县”的别称。
由于东北地区气候寒冷,那里的人们养成了靠喝酒来取暖的风俗。东北人个个善饮,因此烧酒的需求量非常大。 山东商人依靠东北丰富的粮食资源大力发展酿酒业。他们不仅控制了大连、盛京、长春、哈尔滨等城的烧酒业,还把酿造与销售融为一体,获利丰厚。 光绪年间,山东高密人殷克俊携家带口来到安图两江口镇经商,主要经营酿酒业,“家称富有,同族甚繁”。 在齐齐哈尔,卖酒的酒肆非常多,这些酒肆大多是由山东人开办的。 那里的驻军闲暇时都来饮酒消愁,以至出现了“练兵饱项半耗于此”的情况。 在长容,有一位有着丰富酿酒经验的老山东商人,他发明了梨汁酒,“用梨汁造成佳酿,色清味美,与西产葡萄酒无异,远近争贩,即附近日(本)人亦多欲尝者”。
贩运粮食是山东商人在东北地区的一项重要的商业活动。 东北肥沃的黑土地盛产大豆、高粱、玉米。由于粮食产量的巨大,那里的粮价几乎比内地低一半。 于是,许多山东商人把粮食贩运到内地尤其是人多地少粮食紧缺的山东,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雍正八年,山东发生了严重的水患,许多田地颗粒无收。 山东商人从东北贩运了10万石粮米去救助灾民。 乾隆五十年,山东黄县人霍某曾雇用江苏蒋医顺商船半年之久,贩运辽东粮米到山东利津等海口。
此外,杂货、绸缎布匹、茶、糖、烟等日用品也是山东商人在东北经营的主要商品。 在东北地区经营的山东商号大部分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百年老号。除了这些巨商大贾,还有很多小本经营的山东商人活跃在东北地区。他们贩卖约材、煎饼、蔬菜、铁器、金沙、皮货等,赚得的钱财仅够谋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扩展。
山东商人为东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地处偏远,东北的许多边远地区在清朝时还实行物物交换的买卖方式。 山东商人到达这些地区后,改变丁这种落后的交易方式,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贸易经济的不断发展,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更为活跃了。在最初的商品贸易中,东北输出品向以毛皮、人参等著称。 随着土地的不断垦殖,农产品的产量急速增加,并渐惭取代毛皮等山货的地位而成为东北主要的输出品。 同样由于经营农产品的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越来越多的山东商人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土地开发中去。
东北地区的许多商业城镇也随着商业的繁荣而发展起来。 盛京和佳木斯两城发达的商业就是由山东商人带动发展起来的,营口、大连、丹东、黑河等城镇也因山东商人的到来而走向繁荣。 他们的商业活动逐步改变了东北地区独居塞外的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使之与内地融为一体。同时,山东商人在东北的贸易活动对山东的本土经济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他们把东北的商品贩运到家乡,丰富了家乡人民的生活。 在遇到灾荒年份时,他们的作用就更为重要。 有许多赈济灾民的粮食都是由他们从东北地区运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