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帮:星罗棋布的商业重镇

2019-12-1618:50:12山东商帮:星罗棋布的商业重镇已关闭评论

由山东商帮的贸易活动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其繁荣程度在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 尽管他们在明清时代在经济实力和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密切关系上不能和当时闻名遐迩、声势显赫、经济势力雄厚的山西商帮、徽州商帮相比,但在促进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流通和发展方面,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分布有着明显的自身特点。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十分迅速。 京杭大运河主要由苏鲁交界,经峄县台儿庄人境,经微山、南阳诸湖,流入鲁西大平原,途经济宁、临清两大重镇,最后由德州桑园镇进入直隶,直达京津。 它是山东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 “当其盛时”,每当遇到南漕北运的繁忙季节,就会出现“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弘,商业遂勃兴而不竭的壮观景象。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沟通作用,山东西部城镇的经济发展十分繁盛。相对于东西部地区来说,中部的经商条件就显得比较落后。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商业城镇的发展也就比较缓慢与滞后。 因此,山东的整个区域商业城镇的发展就呈现出了西部东部两端繁盛而中部较为薄弱的特点。

明朝时,明政府的对外政策比较严格,因此那时山东商帮在沿海地区的商业活动还不是很多。 他们的商业重心主要在流经山东的大运河沿线的一些港口和商业城镇上。 那时,京杭大运河是山东主要的交通干线,随着山东商帮商业活动的不断增多,商业城镇最早也就兴起于运河沿线。 清朝建立后,逐渐放宽了沿海地区的海禁政策,山东商帮在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也就迅速地开展起来,并且呈现出了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开始超出了运河沿线的商业繁荣程度。 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一一乾隆时期,许多原来由京杭大运河运到北方的商品开始逐渐被更为便利、价格更低的沿海运输代替。 这是因为运河的承载能力毕竟有限,而海洋运输可以使用更大型的船只,更能节约成本。

那时,大运河甚至出现了课税不足的情况。 沿海的商业城市也随着山东商帮在此地的繁荣而发展起来,并有了一些现代大都会的迹象。 山东东部的胶州、黄县、烟台等后来居上的商业城镇开始取代运河沿岸的商业城镇的地位,贸易额与日俱增。 此时,山东的经济发展中心也开始由大运河迁往沿海地区。 同时,东西部的经贸交流也因此而加强了。 东西部的经贸交流必然要经过中部地区,这就给那里的商业发展带来了机会,本来很不发达的内陆商业城镇开始起步。

在大运河沿岸的众多商业城镇中,临清是最大的一个。 这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临清正外在大运河“南北之咽喉”的交通要道,北与直隶相接,西面邻近河南.并处在运河与卫河的交汇之处。明朝中期,临清借大运河交通之便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 山东商人在那里把北方的货物运到南方,同时把南方的货物向北方转运,这里因此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说法。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方迁到北方后,临清的商业地位就更加重要了。为了保持南北运输的畅通,明政府大力发展与大运河相沟通的水系。 会通河疏浚以后,漕运全部由大运河运往京城,出现了“海陆运俱废”的局面。

明朝的万历年间,临清城内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铺65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大小典当店百余家、客店数百家,以及其他大小店铺、作坊共计千余家。 光是政府每年在这里就可以征收到83000两白银的税金,超过了当时京城内的崇文门钞关的税金收入,由此可以想象那里商业的繁荣。 临清地位的下滑是从清朝开始的,但是这里直到咸丰、同治年间依然是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沿海的商业城镇不能与之比肩。 山东商人在临清输人的外来商品有江浙绸缎布匹,江广纸张,江西瓷器,福建、安徽的茶叶,广东、山西的铁货,以及来自江淮、河南、直隶和山东本省的粮食。 他们向南北输出的商品也很丰富,如东昌府及相邻的直隶河间、大名等府所产棉花、枣、梨和临清本地所产丝织品、皮毛制品等。

明朝时,山东商帮和来自全国的商人们在这里每年经销的江南布匹、绸缎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临清成为北方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朝时期,临清出现的纺织品种大增,各种纺织品琳琅满目。在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临清哈达。 这种纺织品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后来在与西部地区的贸易中深受藏族地区人们的喜爱,数百年来久负盛名。其中,又以“浪翠”哈达称为其中的上品,它图案复杂,工艺精湛,纯正高雅,薄似蝉翼,洁白如雪,晶莹如玉,轻柔似水。道光时期,山东商人已经把哈达远销到印度、尼泊尔、伊朗等国家。

随着清朝中后期时北方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和一些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建立,北方的布匹已经基本能满足需要。于是,山东商人开始把贸易活动由纺织品向粮食交易转变。 乾隆时,临清城仅经营粮食买卖的集市就有六七处之多,粮食店铺更是数不胜数。

临清因为商业的繁荣会聚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山东商人也趁机做起了这些远来客商的生意。 他们在那里开设酒楼饭馆、旅社客栈、商铺货栈、码头驿站,配套的经济行业随之而兴。 山东商人的经商范围更加宽广了。

明朝大学士李东阳曾著有《鳌头矶》,描写当时临清的繁荣景象,诗云: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涯声日夜响春来。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济宁是临清之外大运河上最为繁华的码头。 济宁商业的繁荣除了得力于区位优势以外,还与那里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的手工业有着重要的关系。 这里的山东商人以运河为依托,吸引江南、中原的木材、竹材,以及江浙之地的红白糖、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山西的铁器等货物。 而且,他们还把济宁的土产品、棉花、枣、柿子、梨、药材、香椿芽等集中运往江南。清朝末年,济宁的商业经济依然十分繁荣,“其出产以烟草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

此外,张秋、聊城、莱阳、黄县、章丘、德州、胶州、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城镇都是发达的商业城镇,也是山东商人的会聚之地。这些山东商人大都不愿意外出经商,只在本省的范围内进行商业活动,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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