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从1825年始, 伶仃洋鸦片基地进人快速发展时期。 这里已经能为走私活动 “提供前所未有的安全”。 经营鸦片的代理行以趸船为据点, 有着一整套严密完整的鸦片销售流程。
在广州, 外国代理商拿着鸦片样品与掮客洽谈价格, 这些掮客是为那些躲在幕后的国内大鸦片批发商工作。价格商定后,掮客将鸦片款付清,然后外国代理商向掮客开具鸦片提货单。 掮客拿到提货单后, 有时亲自去提货,有时则由别人出面去提货, 也有时提货单转了好几手后才最后到达提货人的手中。 鸦片存放在伶仃洋的趸船上, 国内鸦片烟贩要去提货, 需雇一种称为“快蟹”(又称“快鞋”,“扒龙”)的走私船。这种船的每一侧有20~30支甚至更多的船桨,因而得名 “快蟹”.
“快蟹” 来到伶仃洋上的趸船后, 趸船根据提单发货。 孟加拉鸦片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生产, 质量与重量都有保证, 烟贩只要看看鸦片包装上东印度公司的标记,一般便可以放心;但对麻尔洼鸦片则要多长一只眼,因为这种鸦片经常短斤缺两或以次充好。
趸船上的鸦片开箱、验货、过磅、 装到烟贩的草包里以及 “ 快蟹” 上, 都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几个小时便能完事。一艘“快蟹”有时可装100箱鸦片。
这一时期,伶仃洋上的鸦片生意做得顺风顺水。1830年,渣甸在怂恿他的一个朋友也来从事鸦片生意时说: 据我所知, 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在你签发提货单之前, 你已拿到了现钱。 此后, 在将鸦片运上岸时, 不管发生多少麻烦, 都与你无关。 当你的管账告诉你说有多少现钱已经放进你的账房后, 你就向购货人签发一张相当于这些价钱的鸦片提货单,至此你就没事了, 余下的都是购货人的事了。”
美国旗昌洋行的亨特则说,在林则徐1839年来广州禁烟之前,“这种买卖确是在广州的外国人最易做、 也是最惬意做的。 他售货时是愉快的, 汇款时是平静的。 此种生意似乎也具有了这种麻醉品的特性。 从售货中可以提取3%的佣金,从赢利中可以提取1%的佣金,没有坏账,一切都是那么使人舒心怡神”。
的确, 这些鸦片商人此时的感觉, 不亚于那些 “瘾君子” 抽了鸦片烟后腾云驾雾浑身舒泰的感觉。
伶仃洋基地已经成为英国散商摆脱东印度公司控制的有利条件。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前, 公司与散商一直处于一种奇特的既狼狈为奸又互相争斗的关系之中。 东印度公司一方面必须依赖散商在鸦片走私中赚取的白银以保持其对华贸易资金上的平衡, 另一方面又担心散商触犯了他们享有的贸易特权而加 以防范、 钳制。 与此同时, 散商为了在对华贸易中谋取更大利益, 长期以来又想方设法摆脱东印度公司的控制。
英国散商来华贸易, 须取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证。 相应地, 也须向东印度公司出具按公司规定条件进行贸易的保证书, 这是东印度公司控制散商的重要手段。 然而,1829年, 散商鸦片船 “詹姆西纳号” 船主明确向东印度公司提出, 要 “豁免开往中国船只所需出具的保证书”。 其理由是, “我所从事航行的性质, 妨碍我执行该保证书的几项规定, 因为“詹姆西纳号' 不驶入广州港”, 只停留在伶仃洋面, 所以东印度公司 “不能对我作任何管辖”。
从1825年开始, 伶仃洋鸦片基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对此, 广东政府并非一无所知。 一些官员也确实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一直没能拿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还在1823 年之时, 广东政府一度以 “下令封舱” 停止贸易为手段, 试图逼迫走私船驶离伶仃洋, 但收效甚微。 此后, 广东官府便显得束手无策起来.对伶仃洋走私基地形成这样的重大变化, 广东官府长期欺瞒隐匿, 未向中央朝廷报告, 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一直不明真相, 从而毫无反应。 直到伶仃洋鸦片基地建立10年后的1831年,才由广东籍时任湖广道监察御史的冯赞勋向中央奏报了伶仃洋走私情况。 冯赞勋指出, 由于官方 “各巡船通同作弊, 按股分赃, 是 “快蟹' 为出名带私之首, 而巡船包庇行私, 又罪之魁也.”
朝廷接到奏报后,虽于1831年、1832年两次下谕,要求广东官员“务将来源杜绝, 以净根株” 为拔本塞源、一劳永逸之计, 但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跟进措施, 而广东方面则一味敷衍塞责, 直到 1834 年才向中央奏报查办情形。 奏折中除了提到一些无关痛痒的防范措施之外, 提出粤海关税收 “有增无减”, 伶仃洋走私基地“远在外洋, 离省数百里, 何船趸载鸦片, 巡洋兵船亦不能捜查确实”。 广东地方政府的失职,使伶仃走私活动得到肆无忌惮的发展。伶仃洋走私基地是由一批装备精良的外国船只构成的。作为走私基地核心的鸦片趸船,“一般是用麻栗木建造·....船身宽敞,备有坚牢的绳索、巨大的武器库和闪亮的舷炮”。 从事鸦片运输的船只, 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一些鸦片运输船装备之精良, 连当时中国的水师船也难以与之匹敌。
与装备落后并存的,是水师的畏惧怯阵。“中国水师船常常避免向走私船进攻, 因为后者都是由亡命之徒驾驶·..·而前者的船员都是以低饷雇用的人,而且经常是对各种航行情况极为无知。”
1826年,两广总督设立巡船, 以查禁鸦片从海上走私进口。 巡船船队的建立,对鸦片走私贩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可是, 也有史料记载, 巡船建成后, 并不总是查禁鸦片走私, 而是“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 放私入口”。这样,缉私的巡船便成了走私的保护者。
在珠江口,鸦片走私是公开进行的。 当时马地臣创办的英文报 《广州纪事报> (Canton Register) 等报纸就像登载其他进口商品一样登载鸦片的价格,公开公布那些运着鸦片抵达的船名, 并且记录鸦片交易情况。
伶仃洋鸦片基地建立后, 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鸦片走私体系。从内地“大窑口”的银钱交收, 到伶仃鸦片趸船上的按单发货;从专司从印度进货的飞剪船队,到伶仃基地囤积鸦片的趸船,再到专事向中国沿海送货的船队,鸦片走私贸易迅速扩张。 猖獗的鸦片走私, 使伶仃洋面处于一派畸形的喧嚣与繁忙之中。
有来到此地的外国人如此记述这里的鸦片走私景象:“从日出到日落, 你都可以看到, 在那些趸船旁边一艘艘的走私船载着鸦片开走···登上趸船,你更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买卖兴隆、财源茂盛的景象。在你的这一侧,你会看到成排成排的“公班土' 和'刺班土' 堆放在船舱上; 在你的另一侧, 则堆放着“白皮土'···转过身来, 你会看到请来的中国验银师正将银子从钱袋里倒出来,进行查验.”
没有人能够想到, 曾经因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闻名于世的伶仃洋,在500多年后,竟成为鸦片走私者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