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抉择: 伶仃洋鸦片基地的确立
黄埔无以为继,哪里才是下一个安全而合适的鸦片贸易基地? 鸦片商们一度举棋不定, 争论不休。 葡萄牙人当然希望鸦片商们选择澳门, 从而重新树立澳门的鸦片贸易龙头地位 并直接获益。 但在这些鸦片商们看来, 澳门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 中国只是听由葡萄牙人使用此地, 中国政府的禁烟措施随时可以掐断鸦片交易。
马地臣就强烈地反对以澳门为基地。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葡萄牙居留地对中国当局的仰赖, 就我们看来, 是此计划中无法克服的障碍。 迄今,吸食者不愿对中国官吏的剥削屈服时,尚可诉诸广州和伶仃洋的市场。但是,如果照着葡萄牙人的提议及期盼, 就 如同把鸦片接连不断地放到中国官吏唾手可得的范围内, 这就很难预料中国官吏可能会贪心到何种前所未闻的地步。
此外, 澳葡官方的腐败无能, 并且办事不公, 让渣甸和马地臣看来, 除了可轻易用钱买通之外, 对唯一的法官“不能假定他懂得多少法律”。 要想取得 “公平正义”, 得向远在欧洲的里斯本运用影响力。
渣甸认为, 澳葡当局的“行事原则, 完全不能使当地的外国人感到财产有所保障”。 因此, 利用澳门作为转运港, 显然毫无希望。
处于中国司法管辖之外的新加坡或马尼拉, 曾一度进入渣甸和马地臣的视线。 两者具备仓储、 保险、 逾期停泊费低廉的优势。 马地臣等人曾经设想:“鸦片的总货楼应设于马尼剌 (马尼拉) 或新嘉坡 (新加坡), 以小而快的好船来向中国运货, 每隔三四个月往销货最好的沿海各地作定期的航行。” 但是,它们与中国距离颇远,在头年10月至次年3月的贸易季节维持船队定期逆风往返在当时并非易事。
台湾和厦门,澳门外海的金星门,以及香港,都曾被渣甸和马地臣们考虑过,都各有优势和不足。
就在这游移不定的徘徊中, 马地臣等鸦片商发现, 伶仃洋其实是个非常理想的鸦片走私基地。 因为广东政府将伶仃洋视为 “外洋”, 所以在这里可以逃脱中国政府的管制。 这里也不受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管制, 更不受澳门葡萄牙当局的牵制。 此外, 也不用交纳任何关税。 即使偶有中国官府的巡船到来, 他们所勒索的 “规费”,也比在澳门或黄埔的要少。
位于广东珠江口的伶仃洋, 也称零丁洋, 东北距虎门炮台约40公里, 西南距澳门约32公里,是外国船只进人珠江内河的必经之地。按理说,它在中国律令的管辖范围之内, 但实际上却如马地臣所言: “有关它可能受中国官吏钳制, 我们认为根本是多虑, 唯一的危险就是有组织的海盗。但珠江已多年不见海盗踪迹。”
一般而言, 按当时广州外贸管理规则, 外国商船到达伶仃洋时, 须在此等待中国引水的到来。 引水对外船进行必要检查后, 往澳门同知处为外船办理进入虎门的准照, 然后官府再指派带领外船进入内河的引水, 前往广州黄埔。 因护航等各种原因来到中国的外国军舰, 按规定不得进入内河,只能停泊在伶仃洋及其附近洋面。 除这些正常的停泊,伶仃洋及其附近水域, 实际上长期以来也是来华进行非法活动的外船出没和逗留的地区。
随着西方各种来华船只不断增加,伶仃洋作为外船重要锚地的作用日显重要,停泊外船的数量也愈来愈多。到1819年,“已成为船运正常的集合场所, 尤其在冬季期间, 它是大的碇泊所, 可以遮蔽盛吹的东北季候风, 战舰不在穿鼻, 便在伶仃, 而商船则碇泊此处, 将所有非法货物卸下”。 到 1820年, 各种外船在伶仃的停泊, 已水到渠成地为建立鸦片趸船的停泊站铺平了道路。
最先进入伶仃洋长期停泊的, 正是马地臣管辖的船只 “墨罗佩号” 和“尤吉尼亚号”,它们均系1821年被广东官府从黄埔逐出。当年11月,“墨罗佩号” 和 “尤吉尼亚号” 驶离黄埔进入伶仃洋后停泊下来, 存放从印度运到的鸦片并供前来交易者提货。
随后, 麦尼克行和颠地行的一些大鸦片船也都来到了这里。 这些浮动仓库式的大鸦片船,被称为趸船,“每1680斤为一趸,约300趸为一船,故名趸船”。这些趸船船体宽大,同时配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及战斗人员。
可是, 将这些巨型鸦片船停在这里是否行得通, 一时尚无法完全看清。栈租、维持费、水手的工资以及昂贵的保险费, 使开支不堪重负。 马地臣写信给他的加尔各答代理人说:“在 墨罗佩号' 初次出航的时候, 我们的邻居完全不替它保险。可是,几个月的经验的结果,使他们的态度幡然改变。当时 (1822年7月), 加尔福先生 (Mr.Calvo) 的“克罗加号' 所付的海上保险费是1%, 然而就是目前减低到0.5%的保险费, 照我们看, 连同栈租, 也是这种贸易不胜负担的一笔开支”。
因此, 马地臣等鸦片商人此 时依然没有确定将伶仃洋作为鸦片基地。 不过,任何替代办法都有它的局限。到了1824年贸易季度,伶仃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鸦片走私基地。 鸦片走私船停泊伶仃洋成为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