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与黄埔:鸦片贸易龙头地位的争夺
英国散商对鸦片贸易的经营,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澳门葡萄牙人的夹缝中冒出头来的。在正式探究渣甸、 马地臣在广州崛起之前,不妨让我们先顺着历史的脉络,简要回顾一下澳门、广州一带鸦片贸易的历史,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渣甸·马地臣行(怡和洋行)的一些历史细节。
从上一章可知,18世纪后期英国散商在广州进行鸦片贸易, 受到东印度公司的牵制,因为散商居留广州不易,并受东印度公司管制。同时,也受到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制约, 因为澳门是当时鸦片贸易的主要基地。 英国散商将鸦片运到澳门后,只能由澳门葡萄牙人代理经营。 这样, 英国散商一方面以领取外国护照形式挣脱东印度公司的管控,一方面努力寻找新的鸦片贸易基地,以摆脱澳门葡萄牙人的束缚。
1794年,一艘装有将近300箱鸦片的帆船直驶广州黄埔港, 揭开了黄埔鸦片贸易的序幕。 随后, 鸦片贸易在黄埔日渐兴旺, 黄埔随之被澳门视为与其竞争的鸦片市场。
前来黄埔贩卖鸦片的散商增多, 鸦片输入的数量扩大, 引起了澳门葡萄牙当局的嫉妒,更引起了广东地方政府的注意。1799年12月30日,广东巡抚与粤海关监督遵照嘉庆皇帝的指令联合发布了18世纪的最后一道禁烟令。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1802年年初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政府下达了禁烟令, 但鸦片的消费量无疑是在大增。” 报告说,1799年的禁烟令在内河有效, 但它的力量不能到达澳门。
1804年的另一份报告写道,中国的禁烟令使黄埔的走私活动受到打击,鸦片贸易集中到了澳门,“整个鸦片贸易都落人了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之手”。为此,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私下对从事孟加拉国与中国之间鸦片贸易的散商说:“我们认为将此物运入这个市场(黄埔)并无不当,而且还是很有必要的。”但这份报告补充说:“我们知道鸦片是违禁品, 如果不列颠政府公开认可鸦片输人,将会使中国人抱怨起来,最终可能会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不便,所以我们认为不要进行公开的通告更为妥当。”报告进一步补充:“中国虽然严禁此物,但仍然售卖,这是由于政府官吏的包庇,并从船上装到他们自己的小艇上."
有了东印度公司的暗中支持, 有着部分中国官员的徇私枉法, 这一年,渣甸 · 马地臣行 (怡和洋行) 的前身-比尔· 麦尼克行老资格的合伙人比尔,将其全副精力投放到了鸦片贸易上。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年 (1805), 对英国鸦片散商来说, 又不啻为一场噩梦, 英国与澳门葡萄牙人相互实施贸易报复。 东印度公司对前往加尔各答的葡萄牙船只课以重税, 而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则禁 止非葡萄牙船只运来的鸦片在澳门上岸。 与此同时, 海盗活动猖獗, 不仅包围澳门, 封锁了澳门通向其他城市的航道, 而且直接侵扰到珠江口内, 致使鸦片贸易大受影响。 此外,这一年, 中国官员对鸦片的查禁较往年认真。 因此, 鸦片贸易在 1805 年至1806年发生严重困难, 鸦片价格下跌, 市场一片萧条。
鉴于1805年澳门葡萄牙当局禁止非葡萄牙船只运来的鸦片在澳门上岸,比尔· 麦尼克行在澳门的鸦片市场不得不雇用葡萄牙代理人。 即使这样, 其经营代理的鸦片交易业绩依然不佳。1806年,比尔居住澳门的10个月里, 只卖出了几箱鸦片。托马斯·比尔苦恼地写道:鸦片在虎门以内无法出卖,而葡萄牙人又不准在澳门出卖, 鸦片贸易是一桩冒险的并且一向是极端危险的买卖。 从这种代理生意中, 我们所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我们的麻烦与忧虑。不过, 此后鸦片市场又开始复苏, 并走向繁荣。 比尔· 麦尼克行代理经营的鸦片规模日益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