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鸦片生意
战争的硝烟弥漫, 并没有影响到渣甸· 马地臣行的鸦片经营。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战争反而使它处在了更加有利的地位。 因为英商被赶出广州后出现的动荡局面, 以及传到印度真假不明的混乱传说, 让谙熟内情的渣甸· 马地臣行更加洞察到商机所在。
渣甸· 马地臣行依靠它从马尼拉开出的沿海船队, 来往穿梭于中国东部沿海一带。这段时期,渣甸·马地臣行在印度鸦片出口中的份额,通常可以占到总额的2/3。
在动荡不安的变化时代, 再一次显示了马地臣善于捕捉商机的 “本领”.当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印度后, 鸦片价格大幅下挫, 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运往中国的鸦片锐减。
马地臣随即运送10万元到新加坡投资新上市的鸦片,同时向加尔各答订购了同样数目的新货。
刚从广州商馆撤离5天(5月29日),马地臣便写信给加尔各答的“密友”,说正派渣甸的侄子安德鲁·渣甸到马尼拉去开设鸦片业务分店,和渥太打公司合作经营。
在马尼拉设分店并非供应本地市场,而是将鸦片交给飞剪船运往中国沿海。马尼拉政府对再出口的鸦片则给予了减半征收进口税甚至提供货栈的优惠政策。
渣甸·马地臣行沿海船队的船长们重新积极活跃在中国的东部沿海。销量虽然不大, 但利润极高,一箱200元买进的鸦片可以卖到800多元,甚至1000元。
当加尔各答鸦片市价快速上涨后, 渣甸 · 马地臣行再次回到传统的经营方式中。 安德鲁 · 渣甸被从马尼拉召回。 到了 1840年4月,“贸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至此,渣甸 · 马地臣行垄断这种通过马尼拉的鸦片贸易已近10个月之久。
在清政府禁烟最严厉的时期, 渣甸· 马地臣行在东南沿海贩运鸦片, 并非没有风险和代价。 该行的鸦片船 “希腊号” (Hellas) 曾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击,船长和水手均受伤,船也被付之一炬。 沿海船队司令里斯船长辞职, 不愿再从事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贸易。
然而,当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后, 随着清军在军事上的节节溃败,渣甸· 马地臣行的鸦片趸船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可以接待取货船只了。 曾经一度从 《广州纪事报》 上消失的鸦片行情及价格, 又赫然回到了版面上。
随着英国军队北上,渣甸·马地臣行运送鸦片的足迹也相继跟随到舟山、吴淞,甚至更远的地方。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渣甸·马地臣行祭出的法宝是,以经营代理业务为主,低价多售,薄利多销。同时,进一步保持运输工具的领先地位。为此,渣甸·马地臣行建造了更快速的飞剪快船。
不仅如此,面对中英战争的持续, 悬挂外国旗帜的老办法又被重新利用到鸦片走私中。 渣甸 · 马地臣 行多艘船经常变换船名及所悬挂的国旗。 马地臣作为 “丹麦领事”, 悬挂丹麦国旗 “理所当然”, 而悬挂瑞典和普鲁士国旗也没有什么奇怪。 利用一切能够用的办法, 将鸦片贸易做到更好, 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正是渣甸·马地臣行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