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洋行的胜利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来到停泊于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Cornwallis)上,与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の在英国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中方几乎对英方的所有要求都作出了让步,渣甸和马地臣等在广州经营了多年的英国商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所一直想要得到的。而清朝在压力下3天之内就被迫接受的 <南京条约>, 不过是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在西方国家不断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的过程中, 怡和洋行还会得到更多。
而我们看到,在这最初的一幕中,可以说每一条款都使怡和洋行受益:赔款2100万元一1200万为军费赔偿,600万为销毁鸦片之赔款,300万为偿还商欠债款;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英国并可派驻领事; 两国官员平等往来; 废除公行垄断贸易制度。此外,制订一项划一而适度的进出口税则。
怡和洋行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者。当初巴麦尊的出谋划策者中,立下大功的就有渣甸和斯密斯。 因此, 当 《南京条约》 签订的消息传到巴麦尊的耳中时,已经不在外交大臣任上的他立即在1842年11月28日致函怡和洋行驻伦敦代理斯密斯: “..····基于你 (我亲爱的斯密斯) 和渣甸先生热心提供的协助和情报, 我们才能给予驻华的海军、 陆军及外交人员那些详细的指示, 从而导致后来令人满意的结果。1839年秋天,我们从你们那儿及其他人处得到的情报,后来成为1840年2月我们训令的基础。 那些情报是如此精确及完整, 以至于我们的继任者认为似乎没有修改的必要。 后来事情证明, 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果然发生在长江, 早在1840年2月我们便对海军将领作出过这样的建议。 而且和谈的条件也正如同当年我们对全权代表懿律和璞鼎査的指示一样。”
在英国发动的这场鸦片战争中, 渣甸、 马地臣及其怡和洋行相关人员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诚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揭示:“(鸦片贸易)这种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 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为了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些鸦片商大亨不仅帮助巴麦尊制订计划和战略, 而且提供必需的物资援助: 把鸦片贸易船只租给舰队使用;鸦片贸易船只的船长给他们当领航员, 而其他职员则充当翻译; 自始至终给予殷勤的招待,并出谋划策和提供最新情报; 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付陆海军的军费。"0
怡和洋行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与政治紧密关联,在其以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中这一特性若隐若现, 时强时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怡和洋行既是大英帝国海外扩张的实践者, 也是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海外利益的享有者。
自由贸易的思想一旦与工业扩张的力量相结合,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体制阻挡不住, 鄙视商业与身处农业社会的清朝, 更是无法挡住这批亚当·斯密信徒的海外扩张的洪流。然而,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邪恶堕落的鸦片充当了急先锋。鸦片与枪炮的结合,迅速打开了清朝虚掩的大门。
从今天看回去,一边是日渐衰败的王朝,一边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第一强国。 无论从国际视野、 政治经济体制, 还是武器装备、 军队战术本身,此时的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器物层面、 制度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的差距,堪比鸿沟。因此,当中西碰撞日益激烈之后,从1782年处在“天朝上国” 的乾隆盛世,一个甲子 (1782~1842) 过去, 清朝已经跌人向“番夷” 割地赔款的境地, 而这只不过是清朝遭受耻辱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一个甲子(1842~1902)里,清朝的统治者将不得不面临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签下一个又一 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形势下, 开始从一个专制集权的古老帝国向现代社会痛苦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