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年）为一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至今）为另一个发展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首先是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其次是华东和华北。国家首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建设了一批煤炭、电力、钢铁、机械等重点项目。当时苏联援建156个项目，1950年、1952年有17项开工，其中东北地区就有13项。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投资主要用于恢复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和治理黄河淮河、修建西南、西北铁路和公路及恢复发展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等三个方面。由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是恢复，而恢复的地区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更快些。
2．“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初步确立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以协调内地与沿海经济关系为主线，开创了工业布局新格局。为了扭转东强西弱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实现地区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我国建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的投资。“一五”期间的区域经济新格局，基本上体现了速度、效益、地区差距缩小三者的统一。在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方面，东、中、西三大地带差距出现了全面缩小的趋势。
3．“二五”计划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2年）
“二五”计划时期，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内地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为53.9%，沿海地区比重为42.3%。这一时期，内地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5%，沿海地区为3.2%。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内地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3.5%上升到35.5%。”由于建立地方完整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是在经过热和片面追求布局均衡的形势下提出的，因而难以发挥区域经济的协调作用。这一期间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分散化和趋同化特点，建设项目星罗棋布，工业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各个角落，都办起了小钢铁厂，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和“欲速不达”的困难局面。“大跃进”的速度，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品种；只顾当前，不做长远打算。“二五”计划时期，全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波动幅度之大为历次五年计划之最。
为摆脱“二五”计划时期“大跃进”所造成的困境，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在此期间，国家也加大对内地建设的投资，以内地建设的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额的比重为例，继“二五”时期提高到53.7%之后，1963—1965年又上升到58%，中西部地区建成了许多重工业基地和工业中心，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
4．“三五”到改革开放时期（1966—1978年）
“三五”计划时期，我国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国防建设。毛泽东强调要时刻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认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已不适应备战的需要，要尽快迁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1965年中央把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地区。“三五”计划提出进一步加强内地建设，强调经济建设和布局的重点放在既不靠沿海、也不靠北方的“三线”地区，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业布局要“靠山、分散、隐蔽”。“四五”计划则提出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要将内地建设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国家即采取了对中西部地区极度倾斜的经济政策，将建设重点放在内地，特别是“三线”地区，而对于沿海地区则采取坚决控制投资的方针。
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和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对促进内地的经济发展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这一经济政策是在片面强调备战的前提下制定的，并且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三线”建设有近一半投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经济效益极差，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