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商界,一直有着“遍地龙游”的说法。 这句话是说龙游商人敢于到各地去做生意,有着坚强的走出去精神,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史书记载龙游商帮商人“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俗有遍地龙游之谚”.
龙游商帮商人大多从事长途贩运活动,这种商业活动本身就要求商人要走南闯北。 他们的经商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发达、条件较好的江南、北京、湖南、湖北和闽粤诸地,还包括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西北、西南等偏远省份,“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 明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就聚集了龙游商人几万人,由此可见他们的走出去精神确实非同一般。
龙游商帮的走出去精神还包括开拓进取、不畏艰辛、不恋家土等方面。 他们为寻求生路,宁愿背井离乡,等开阔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积累之后,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识、经验向亲朋好友扩散。 他们“无远而不届”,不怕艰难困苦,凡有利可图,就离家远走,志在四方。
还有不少龙游商人远涉重洋,至海外经商。 龙游商人这种远贾精神,舍弃了儿女情长的传统观念,也获得妻室的谅解和支持。 龙游商贾妻室十分贤淑,安心操持家务,使外商者无后顾之忧。 童盛川妻龚氏,“性不骄奢,躬行节俭,精修之食,洁素之衣,皆自手过,薄于自奉···其内助之贤也,厥后子孝孙贤妇和女正,家风为一时之最”。
在不畏艰险走出去的同时,留在家乡经营的龙游商人还有着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 龙游商人宽容大度,善于与人合作。 当时,由于龙游地区商业活动的繁盛,使很多外地商人到那里去经商。 甚至有许多外地商人在龙游定居。 龙游商帮并没有对这些外来商人盲目进行排斥,反而充分地利用外地商人的经商活动给龙游的商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外来资本渗透本地市场的时候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远来的商人的经商经验是很值得学习的。
龙游商人在这种海纳百川的情怀下,吸取着四面八方的商人带来的经验,并在自己的商业经营中取长补短,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龙游商帮多能本着公平合理共同经营的理念,兼容其他籍商人进入商帮,并能融洽相处。 在龙游商帮的早中期发展中不仅不排斥外来资本对本地商业的渗透,还十分欢迎那些外来的商业资本,他们能够把外地商人吸收到自己的商帮之内,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些都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龙游有很多其他商帮开办的商号。 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创立典业、田庄。 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 江右商人周学锦,康熙间从抚州来到龙游经商,“来龙县经商,遂卜居八都凤基坤”,定居于此。闽商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 到了清朝末年,龙游境内甚至出现了本土商人渐少,外来商人占绝大多数的现象。据历史资料记载,从外地迁入龙游的商人至少有83姓430族。 他们长期寓居于龙游,很快融入龙游土著社会。
这些外地商人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处州、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虽然这种后来的商业发展模式也是龙游商帮最终消亡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龙游商帮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 作为一个有着鲜明地域色彩的商帮群体,却能够容纳其他商帮商人的融人,足可见胸襟的宽大。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观念上在当时的各个商帮中比较新潮。在明清时期,由于受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全国的许多商人都不再把赚来的利润继续投资于商业的经营,而是将这些钱全部运回家,用来买田置地或者是投资于传统的典当、借贷等商业领域,以求在以后的发展中有稳定的收入,不会亏本。 但是,龙游商人却不这样做。 他们认为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把这些商业经营所得来的钱财投资于具体的实业上。
针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开来,只是出现了萌芽的国情,他们投资的领域多是手工业行业或者是矿山开采业。 虽然他们的投资仍然脱离于现代的投资理念,但在当时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投资思想。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商业投资,才使龙游商帮在发展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他们直接参与到商品的生产中,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体现了我国商帮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面,给封建社会带来了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龙游这种不断的开拓精神与宽容精神正是现代龙游商人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地方。 在现代,虽然已经没有了龙游商帮这个称呼,但是龙游本地经济的发展却还需要这种老龙游精神。 现代的龙游商人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反而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排外情结。 曾经发生过因眼红外地布商物美价廉而引发的哄抢布匹事件。 现代的龙游已经明显落后,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承接龙游商帮的开放胸襟,真正培育出兼容并蓄的精神,要广为吸纳来自于海内外的技术、资本、管理、人才等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吸收当今最先进的发展理念、思想观念,培养友好亲善、大度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
同时,现代龙游商人还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克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小农意识。 只有做到这些,龙游才能够在百年之后实现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