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论语》被现代人重新解读，并引发了不小的热度。其实论语中也有经济学智慧。
《论语》里面记载了哀公与有若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大意如下：
哀公问：“今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大好，国库又不足，该怎么办呢？”
有若：“能否将老百姓的赋税从20%减到10%呢？”
哀公：“收20%的税务，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减到10%，岂不是更糟吗？”
有若：“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
这则对话无非反映了儒家思想主张对百姓施加仁政，实现轻徭薄役，坚持藏富于民。其实若从公共经济学看，这则对话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税收的理论——“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是由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个关于税收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阿瑟·拉弗，这一理论就以其名字命名。
一般人认为，税率越高，对于相同数量的税基来说，能征收到的税收越多。比如对100元的收入征税，100元是税基，如果税率是5%，那么国家可以从中收取5元税收；而如果将税率提高到10%，国家可以从中收取10元的税收，与原来相比，国库中多了5元钱。上述对话录中的哀公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因为从他的话语中看出，他显然认为当税率为20%时，将比税率为10%时多收到钱。
但“拉弗曲线”理论却认为：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会越多；相反，还将使可能征取的税收数量下降。具体地说，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对征税对象多赚到的收入提高税率，国家的确可以多征到税；但税率提高一旦突破某个限度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下降，加之主动纳税的热情不高，相反，偷税漏税动机增强，由此导致积极性下降，国家能征到的税反而下降；如果国家将税率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时，企业将因为利润下降而出现投资积极性下降，甚至可能因为不堪重负而倒闭，税基进一步下降，从而国家可能征到的税也进一步下降。而“拉弗曲线”就是表明税率与国家总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平面坐标曲线，其横轴是税率，纵轴是国家总税收收入。当税率从零开始上升时，国家总税收收入也随之上升；当税率上升到某一个值时，国家总税收收入达到最高点，这一点也被视为最优税率点；但如果税率继续提高，超过最优税率点，国家总税收收入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即将经济人所得全部征为税收后，国家总税收收入将降为零，此时人都活不下去，还交得起税吗？这种先升后降的峰形曲线，就是“拉弗曲线”。
再看《论语》中劝哀公减税的有若，他的想法是：荒年农民收入本来就不好，如果国家想通过提高税率的办法充实国库，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的结果只会使农民更加贫困，而且农民想着一年到头干得那么辛苦，却都在给国家干，谁还愿意干活呢？这样下去，会使国库将因无税可征而更加空虚；而如果此时减税，表面上看，国家能征到的税少了，但农民却因此而休养生息了；一旦农民重新缓过气，整个国家重新富裕起来，税基扩大了，即使税率低一点，国家照样能征到更多的税，还会发愁国库里没有钱吗？
由此看来，有若的想法其实与“拉弗曲线”理论不谋而合。而不同的是，有若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就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而拉弗是在晚于有若近两千年后的美国才提出这样的理论。因此，中国古人体现出的经济学智慧的确值得我们骄傲。
“拉弗曲线”理论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特别流行，“供给学派”也由此在经济学界名噪一时。这又有一件轶事：1980年1月，里根刚竞选上总统，其竞选班子特别安排了一些经济学家来为里根“上上课”，让他学习一些治理国家必备的经济学知识。第一位给他上课的就是拉弗。拉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向里根推销了一通他的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理论。当拉弗说到“税率高于某一峰值时，人们就不愿意工作”时，里根兴奋地站起来说：“对！就是这样。二次大战期间，我正在‘大钱币’公司当电影演员，当时的战时收入附加税曾高达90%。我们只要拍4部电影就达到了这一税率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五部，那么第五部电影赚来的钱将有90%给国家交税了，我们几乎赚不到钱。于是，拍完了4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到国外旅游去。”正因为里根本人的经历与“供给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如此契合，所以，他一主政，就大力推行减税政策，从而也使得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且两千多年前在古代中国就存在类似思想的“拉弗曲线”理论登上了经济学主流的大雅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