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讨论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意义不大，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却给我们很多启发。从20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如今，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主流，婚后性行为反而成为一种另类。人们从普遍选择婚后性行为到普遍选择婚前性行为，这就说明了婚后性行为成本增加了，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了。
从文化观念角度去解释人的行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强调某种价值观念，从而否认经济学常识，这就错得离谱。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就说明成本发生了变化，也就说做这种事情的代价降低了。这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价格降低，需求量增加，反之相反。因此，需求曲线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增加，就证明了婚前性行为的代价降低了。当然，经济学解释的精彩之处，并不是套套逻辑去解释真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而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独特的分析。
性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这和企业生产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但是任何一种行为都离不开成本的约束。尽管性行为可以给双方带来生理上的满足，但是这种行为成本高于收益，人们就会选择放弃。正如慕容雪村说的：“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因为这事风险太大。”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很少人选择婚前性行为，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性可以带来快乐，而是做这事的代价太高了。那时，社会观念认为，没有婚姻关系的性关系是有罪的，所以婚前的性行为就更加不敢想象了。
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这有外生变量的因素，也有内生变量的因素。外生变量就是这个社会宽容度发生变化了，减少外界的压力，以及避孕技术进步；内生变量就是个人观念发生变化。当然，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选择自杀。现在，这个社会不仅宽容婚前性行为，同时还有一股潜流在鼓励婚前行为。这个外生变量的成本迅速降下来，从而促进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相对内生变量成本来说，外生变量成本下降得更快。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17年之后，性用品店已经是到处可见。如果没有这些安全套，就增加人们婚前性行为风险。毕竟，意外怀孕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出，婚前性行为成本代价降低了，需求量就猛增了。
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并不是人们对性偏好发生变化，而是约束人们做那事的代价降低了。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不是不想做那事，而是成本太高了，做不起。那时，要做那事，就必须通过结婚途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让生理得到满足而选择结婚，代价是极高的。如今，性行为成本降低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也是很正常的。以前，想做却做不了，付出代价太高了；如今，想做就可以做，毕竟付出代价降低很多了。这就好比买车，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20世纪90年代，却很少人买车。难道人们以前对车没有产生偏好吗？肯定不是，而是买车代价越来越低，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买得起车。
尽管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现象，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婚前性行为。这些反对者之中，他们理由也是不同的，有的认为，把人生第一次留到结婚那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有的担心将来丈夫介意她的第一次。当然，凡事都有代价的。为了结婚那天的意义，就是付出性压抑的代价。第一次没有了，将来丈夫不可能介意，也可能介意，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将来丈夫不介意，就必须付出性压抑的代价。这个付出是否值得，这就要看个人如何评价。道理很简单，要让马跑得快，就必须给它吃草。不想给马吃草，同时又想它跑得快，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临死前才攒够了买新房的钱，才住上了新房。而美国老太太则先贷款，住进了新房，到死贷款也还完了，她也因此住了一辈子的新房。其实，婚前性行为就是美国老太太故事版本，婚后性行为中国老太太的故事版本。道理很有简单，如果有机会提前享受，为何要放弃？一些人固执坚持把留到结婚那天，从而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并不反对，但是经济学却告诉人们，为了这种特殊偏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中美老太太的故事，折射了不同观念偏好。不同的人有不同价值观，或许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经济学却清楚告诉每个人，不同价值理念的选择发生费用是不同的。现实生活往往是这样的，某些价值观可能造成个人生活成本的增加。一个社会价值观往往影响制度的选择，不同制度的选择，背后的运作费用也是不同的。因此，婚前要不要性行为，也就成为经济学问题。个人的生活方式深受价值观影响，问题不在于执着坚持自己价值观是否重要，而是思考坚持的成本是多少。
性可以给男女双方身体上带来满足，拒绝婚前性行为，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享受就要推迟。可以这样理解，婚前性行为就好比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然后再把产权清楚界定。那么婚后性行为就是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或许，这样比喻不是很准确，但是基本道理就是这样。如果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遇到房子涨价就有点不合算。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不好的就是推迟享用。人生苦短，推迟享用就会错过黄金时间。因此，婚前或者婚后性行为，无非就是这两种购房方式。
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内生需求，取决人们时间的偏好，或者叫做人性不耐。改革开放之前，婚前性行为现象很少，这是一种扭曲的需求。那时，婚前性行为的价格并不是市价，而是干预下的价格。这种价格远远高出市价，所以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就非常少。现在，这种价格干预基本取消了，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就回归到一种常态之中。
即使婚前性行为价格降低很多，但是始终比婚后的价格还要高。既然婚前做这事的价格要比婚后要高，但是人们为何要选择婚前？这就说明了，人们对现在收入优于将来收入的偏好。毕竟，明天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就要抓紧享受。要知道，人性不耐决定以较多将来财货换取较少现在财货。这就让我们明白，只要与时间有关的现象，都涉及利息。
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就告诉我们，时间是有价格的。利率就是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在进行交换时的价格。婚前是否性行为，经济学永远是从中性角度看问题。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这就要看个人的选择。我没有鼓励人们要婚前性行为，只是客观分析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的因素，进行经济学的解释。还是那句话，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自己看着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