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2020-02-0922:03:27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已关闭评论

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讨论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意义不大,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却给我们很多启发。从20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如今,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主流,婚后性行为反而成为一种另类。人们从普遍选择婚后性行为到普遍选择婚前性行为,这就说明了婚后性行为成本增加了,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了。

从文化观念角度去解释人的行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强调某种价值观念,从而否认经济学常识,这就错得离谱。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就说明成本发生了变化,也就说做这种事情的代价降低了。这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价格降低,需求量增加,反之相反。因此,需求曲线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增加,就证明了婚前性行为的代价降低了。当然,经济学解释的精彩之处,并不是套套逻辑去解释真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而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独特的分析。

性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这和企业生产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但是任何一种行为都离不开成本的约束。尽管性行为可以给双方带来生理上的满足,但是这种行为成本高于收益,人们就会选择放弃。正如慕容雪村说的:“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因为这事风险太大。”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很少人选择婚前性行为,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性可以带来快乐,而是做这事的代价太高了。那时,社会观念认为,没有婚姻关系的性关系是有罪的,所以婚前的性行为就更加不敢想象了。

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这有外生变量的因素,也有内生变量的因素。外生变量就是这个社会宽容度发生变化了,减少外界的压力,以及避孕技术进步;内生变量就是个人观念发生变化。当然,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选择自杀。现在,这个社会不仅宽容婚前性行为,同时还有一股潜流在鼓励婚前行为。这个外生变量的成本迅速降下来,从而促进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相对内生变量成本来说,外生变量成本下降得更快。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17年之后,性用品店已经是到处可见。如果没有这些安全套,就增加人们婚前性行为风险。毕竟,意外怀孕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出,婚前性行为成本代价降低了,需求量就猛增了。

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并不是人们对性偏好发生变化,而是约束人们做那事的代价降低了。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不是不想做那事,而是成本太高了,做不起。那时,要做那事,就必须通过结婚途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让生理得到满足而选择结婚,代价是极高的。如今,性行为成本降低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也是很正常的。以前,想做却做不了,付出代价太高了;如今,想做就可以做,毕竟付出代价降低很多了。这就好比买车,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20世纪90年代,却很少人买车。难道人们以前对车没有产生偏好吗?肯定不是,而是买车代价越来越低,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买得起车。

尽管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现象,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婚前性行为。这些反对者之中,他们理由也是不同的,有的认为,把人生第一次留到结婚那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有的担心将来丈夫介意她的第一次。当然,凡事都有代价的。为了结婚那天的意义,就是付出性压抑的代价。第一次没有了,将来丈夫不可能介意,也可能介意,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将来丈夫不介意,就必须付出性压抑的代价。这个付出是否值得,这就要看个人如何评价。道理很简单,要让马跑得快,就必须给它吃草。不想给马吃草,同时又想它跑得快,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临死前才攒够了买新房的钱,才住上了新房。而美国老太太则先贷款,住进了新房,到死贷款也还完了,她也因此住了一辈子的新房。其实,婚前性行为就是美国老太太故事版本,婚后性行为中国老太太的故事版本。道理很有简单,如果有机会提前享受,为何要放弃?一些人固执坚持把留到结婚那天,从而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并不反对,但是经济学却告诉人们,为了这种特殊偏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中美老太太的故事,折射了不同观念偏好。不同的人有不同价值观,或许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经济学却清楚告诉每个人,不同价值理念的选择发生费用是不同的。现实生活往往是这样的,某些价值观可能造成个人生活成本的增加。一个社会价值观往往影响制度的选择,不同制度的选择,背后的运作费用也是不同的。因此,婚前要不要性行为,也就成为经济学问题。个人的生活方式深受价值观影响,问题不在于执着坚持自己价值观是否重要,而是思考坚持的成本是多少。

性可以给男女双方身体上带来满足,拒绝婚前性行为,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享受就要推迟。可以这样理解,婚前性行为就好比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然后再把产权清楚界定。那么婚后性行为就是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或许,这样比喻不是很准确,但是基本道理就是这样。如果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遇到房子涨价就有点不合算。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不好的就是推迟享用。人生苦短,推迟享用就会错过黄金时间。因此,婚前或者婚后性行为,无非就是这两种购房方式。

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内生需求,取决人们时间的偏好,或者叫做人性不耐。改革开放之前,婚前性行为现象很少,这是一种扭曲的需求。那时,婚前性行为的价格并不是市价,而是干预下的价格。这种价格远远高出市价,所以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就非常少。现在,这种价格干预基本取消了,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就回归到一种常态之中。

即使婚前性行为价格降低很多,但是始终比婚后的价格还要高。既然婚前做这事的价格要比婚后要高,但是人们为何要选择婚前?这就说明了,人们对现在收入优于将来收入的偏好。毕竟,明天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就要抓紧享受。要知道,人性不耐决定以较多将来财货换取较少现在财货。这就让我们明白,只要与时间有关的现象,都涉及利息。

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就告诉我们,时间是有价格的。利率就是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在进行交换时的价格。婚前是否性行为,经济学永远是从中性角度看问题。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这就要看个人的选择。我没有鼓励人们要婚前性行为,只是客观分析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的因素,进行经济学的解释。还是那句话,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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