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和危机
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银行开业伊始，就面临严重困难和危机。开业最初几年，银行的股份和股东也是一再调整和变动，最后，到1991年10月才真正创办成功，形成现在的厦门国际银行。
合资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为8亿港元，第一期实收资本为4.2亿港元。中外股东四家，中方股东三家，共占银行股行股本的40%，即1.68亿港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占15%，为6300万港元；福建投资企业公司占15%，为6300万港元；厦门建设发展公司占10%，为4200万港元。中方三家股东均以现金投资。
外方股东只有一家，即香港泛印集团。合资银行成立时，在厦门和香港、澳门两地可以同时开展业务。而且两家子公司都是在当地注册的独立法人，与港、澳及国外商业银行早有业务上的来往。这对合资银行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也是其他中外合资银行所没有的一大长处和优势。
当然，合资办银行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为了保护合资银行的利益不受损害，合资合同规定，香港泛印国际财务公司和澳门国际银行在合资前的全部贷款应在合资后一年以内全部收回，不能收回的应由香港泛印集团偿还合资银行。
新银行开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危机，就是合资前澳门国际银行的贷款中，有2亿多港元的贷款无法收回，香港泛印集团也无力偿还。这一情况，前澳门葡萄牙政府的金融管理机构早有察觉，因此合资银行刚开业，他们的负责人就向我们银行董事会提出，要求合资银行负责解决。这对新银行是一次严峻考验。2亿多港元不是一个小数，如果我们不敢负责，或者处理不当，新银行都有夭折的危险。
在这一考验面前，我们没有退却。对于新银行应挑的担子，也没有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我们在香港和澳门认真调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和政策，积极主动、沉着应对。最后决心采取以下几条主要措施，排除危机，克服困难。
第一，新银行刚刚开业，积极开展银行正常业务，打开新银行的局面，仍然是当务之急，绝不能有丝毫放松。我们责成银行总经理以及港、澳两个子公司的总经理全力以赴，搞好业务，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
第二，与李文光先生协商，在李先生同意下，调整合资银行中外股份的比例。香港泛印集团从原来占60%股份，调整为占49%。中方三家股东从原来合占40%股份，调整为51%，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从15%增加为25%，福建投资企业公司从15%增加为16%，厦门建发公司仍保持10%。调整后，中方三家股东联合成为新合资银行的控股股东。这一调整，对外提高了新合资银行的信用和形象，对内显示了我们办好新合资银行的决心和信心。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和成功的。
第三，对香港泛印集团不能履行合同，无力为澳门国际银行偿还不能收回的贷款，我们责成李先生提供足够的抵押品，包括李先生及其家族所控有的全部香港泛印集团股票抵押在合资银行。银行经过董事会同意，将合资合同原定的一年以内偿还的期限延长一年。我们十分重视学习、吸收和运用国外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对每一项抵押品都要求做到法律文件齐全和法律手续完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抵押品全部收回，没有受到一点损失的重要保证。
第四，积极协助李先生逐项变卖抵押品，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偿还银行。后来，因抵押品变卖处理不及，经董事会同意将偿还期再延长一年。
合资银行开业两年，银行业务开展正常，每年当年都有盈余。合资前不能收回的贷款，偿还了一部分，大部分尚未偿还和得到解决。对我们来说，更大的一个隐患是：香港泛印集团已连续三年出现亏损，也没有分红，并且香港泛印集团经营的失败，也拖累到印尼泛印集团出现危机。为了防止和避免香港泛印集团被其他外商并购，福建投资企业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和厦门建发公司一同协商，福建投资企业公司决心抓住机遇，挑战风险，收购香港泛印集团。1987年11月经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福建投资企业公司以市价收购了抵押在合资银行的全部香港泛印集团股票，股票每股面值1港元，市值每股不到5角港元，总价约5000万港元，全部偿还给银行。香港泛印集团，按照香港法定程序和手续更名为香港闽信集团，成为福建在香港控股的首家上市公司。从1988年起，我同时任香港闽信集团董事长。
福建投资企业收购香港泛印集团后，处理抵押品又多了一个门路和渠道。香港闽信保险公司（香港闽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先收购了李先生在新加坡的一项抵押品（印尼泛印集团在新加坡的一个公司和公司的资产），新银行收回了1000万港元。最后，闽信集团董事会决定向福建投资企业公司贷款，银行将未及变卖的抵押品全部转让给闽信集团。抵押品处理费时费日需要一定时间，对闽信无碍大局（现在抵押品早已变卖完，贷款也早已偿还清），银行却赢得了时间，提前卸掉包袱，轻装上阵，对澳门国际银行影响尤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