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银行虽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但在傅筱庵的“经营”之下却形同衙门。傅筱庵办银行,全在做官的一套,通商银行天天开会布置工作,众人见到他要举手行军礼。不仅如此,他还把银行当作自己私人的场所,以此为进身之阶,巴结权要。于是,在通商银行中,有满清重臣李鸿章的长孙李幼良,有浙江军阀王金钰的儿子王麟公,诸色人等,只要对傅筱庵晋升有利,都安插在重要科、部,并且都带“长”或“经理”的人物。
上海滩流行收徒弟,无论是黑帮还是商场、金融界,凡是有势力的人都有人投奔门下,重人要人都把他们收为徒弟。傅筱庵对外扬言不收徒弟,但蒋介石的表弟周静波却要拜他为师,立志要当银行家。这下他破了例,在拜师礼节上,更是丑态百出。按理,周静波应向“业师"傅筱庵磕头,谁知这傅筱庵也当场跪下还礼,险些来个师徒碰头。 跪下后,傅筱庵连声说:“蒋委员长的表弟何必如此多礼!”
“师傅”向“徒弟”下跪,亘古未闻,但是傅筱庵却做了,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笑柄。而这个傅筱庵之所以下跪,其实也就是向强权下跪。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排除异己,一心竭尽巴结之能的傅筱庵也没能幸免,成为了蒋介石餐桌上的一块大肥肉。
1933年,国民党政府强令推行"废两改元”,即货币单位由“银两"改为“元”.废两改元以后,银价大涨,一日比一日“值钱”。
原来,美国为购买白银作为货币的金银准备,需从国外收购白银十三亿盎司。于是,在纽约、伦敦大量收购白银,人为地提高银价。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使用银两作为交易货币,是银本位国家,银价远比国外市场低。因此,在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下,为了追求暴利,大量白银流向国外,公开武装走私更是猖獗一时。
这期间,通商银行每天晚上结账。 如果总账房缺钱款,就要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解给外商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就忙煞了出店和保镖,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就扛上铁甲车解送出去。白银进入外国银行,只进不出,统统运走。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通货紧缩,利率上升,物价惨跌,终于在1935年初,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工商业倒闭风潮。
通商银行在傅筱庵的主持之下,一直呆滞放款比重大,这成为银行的一个致命伤。全行总放款一半多是呆滞账,其中最大的呆账户是原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长期放了收不回的有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仅这四个大户就拖欠了近750万元。工商业倒闭风潮一起,黄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银行宣告破产,通商银行又吃进了一笔倒账。在个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傅筱庵借钱,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长期拖欠不还,傅筱庵因为是公家的钱,也不追究。结果,呆账把诺大的通商银行架空了,风潮来时,它已几乎成了一个“空行"。银行一垮,傅筱庵这董事长自然也没了。因此,为了弥补呆账对资金周转的影响,他是煞费心机。他的办法是结交显贵,拉存款。为了依靠盛家的姻亲眷属,以及北洋军阀的后裔,他不惜用高利率吸引,登门拜访,甚至许愿让他们的亲属来银行或“当官”或“工作”。他此举的目的就是争取存款来弥补呆账。
为了装潢门面,他又打肿脸充胖子,竟不顾通商银行负债大于资产的严重情况,大张旗鼓地在上海福州路、江西路转角自建一座“中国通商银行大厦”。这幢大厦交由陶桂记营造厂承包。1935年春末,大厦已建筑就绪,验收后就要结付尾款。 而这时傅筱庵由于囊中羞涩,竟然以某些地方不合格为借口,托词拒付,当起了赖皮。陶桂记营造厂也不是好惹的,老板带领一大批包工头在总行大门口坐讨,声势浩大,又是喊口号,又是唱歌曲。结果,外界舆论哗然,传说纷纭,如社会上到处传说通商银行将有大变化,至于什么变化,却没人说明。
这时,白银风潮已给上海工商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它却给蒋介石与其连襟孔祥熙、大舅子宋子文独占金融和搜刮民脂民膏创造了条件。他们以“救济金融恐慌”为借口,先后从江浙财阀手中抢走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又唆使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等三家银行的钞票,一次向三行兑现,造成挤兑风潮。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傅筱庵事前已估计到孔祥熙和宋子文要来这一手,乞求杜月笙与张啸林向孔、宋家族疏通不要并吞。杜、张一口答应:“有我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张啸林两人的圈套。
面对滚滚而来的挤兑风潮,杜月笙对傅筱庵说:“缺多少现款的话,尽管向中汇银行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是应该帮的。”
有了杜月笙的话,傅筱庵也就不怕了,他决定把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出让。他还请杜、张转达上面予以收购。两人一口答应。
随后,他们把此事汇报给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 孔祥熙立即叫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出面收购了这所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金字掉换。
第二天,上海滩上开始流传:通商银行没钱,连大厦也出让了。
这时,傅筱庵觉得有卖大厦的180万元现款,即使挤兑也不怕了,于是安心睡了一天觉。第三天,中央银行通知通商银行清还500万元前债。傅筱庵哪拿得出只好向财大气粗的外商银行求援,外商银行比中国人还势利,就是找借口不给他拆放。此时,孔祥熙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结果,傅筱庵卖了大厦,却没得到一分现钱,吃了个哑巴亏。
在端午节前夕,傅筱庵又向中央银行要求做抵押款300万元,并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去作抵押。 过了端午节,当傅筱庵认为难关已过时,却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钱了.”
傅筱庵一听,吓出了一身汗,急忙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里,哀求帮忙。徐次长说:“我没办法啊!”
傅筱庵急得下跪叩拜,却碰上了个铁脑壳,白跪一场,毫无效果。这时,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在外边大肆放出消息: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导致存户纷纷提款,把银行的门都快挤破了。
在内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张两人帮助维持残局。杜、张两人只是假客气一番,并不见丝毫的行动。
这时,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划了兼并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时,傅筱庵只好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交给杜、张两人维持残局,黯然下台,脱离了通商银行。
在孔祥熙的授意下,通商银行由董事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维持,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中国通商银行问题。在中央银行拨款100万元后,一场挤兑风潮才告平息。
6月7日上午,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杜月笙、张啸林两人正式接办通商银行。不久,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并聘请顾诒毂为总经理,孔祥熙公馆派来的胡梅庵为副总经理。
中国通商银行过去的职员一大半都是与傅筱庵有关的至亲好友。傅筱庵下台、杜月笙上台后,上面人事改组,下面各部人事也相应进行变动。
很快,杜、张的徒子徒孙调进来了,甚至连他们目不识丁的“徒弟”也插进来了。从此,通商银行来存款的客户不是烟土行,便是鸦片铺,或是青红帮所办的厂店。与傅筱庵有关的人员一见银行堕落,纷纷自动退职,以求浩身自好。
傅筱庵自从被撵出通商银行后,杜月笙和张啸林给了他一个面子,让他担任通商银行常务董事, 兼任上海建设银行及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外商耶松松船厂的董事等。但是,这些“虚职”与昔日的通商银行董事长相比,哪值一根毫发?傅筱庵野心不死。 霞飞路的傅家堂上客常常爆满,杯中酒不空。但是,跟他往来的,大多是些绅商、北洋政府的旧官僚,还有的就是些附庸风雅的墨客骚人。这批人都借着酒精,鼓动傅筱庵卷土重来,重夺通商银行。
其中鼓动最起劲的是盛宣怀的孙婿周文瑞。
这时的中国一直是外国列强的天下,各国列强亡我之心不死。隔海相望的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梦想人侵中国。早在1931年,它就发动了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魔爪又一步步伸向华北。1937年7月,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卢沟桥,不久,又进攻上海。很快,上海沦陷为“孤岛"。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找到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了汉奸政府-上海大道市政府。
这苏锡文名不见经传,难以维持汉奸政府的“大局”,松井不得不到处物色“有名望”的人物来做大道市的伪市长。当年盛宣怀与日本结交颇厚,他已死多年,但他的子孙后代却与日本藕断丝连。他的孙婿周文瑞一听松井正在找人当“上海市市长”,马上向松井的手下杨马林竭力推荐傅筱庵。松井一听傅筱庵是盛宣怀的心腹总管,又当过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商会会长,马上认定了这个合适人选,立即派员到傅家数度联系。
这正中傅筱庵下怀一一这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事。
当松井派来的人与傅筱庵商谈时,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提一个要求.”
来人一听,马上问道:“什么要求?我们尽力考虑。"
“上海市政府设在浦东来往很不方便。”
来人一听,他没有要钱,也不要人,换个地方有何难,马上跑回去报告松井,松井当即同意汉奸政府不设在浦东。于是,上海市政府就由浦东搬到江湾,恢复了“上海市市政府”的名称。不久傅筱庵被日本人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叛国投敌,到江湾接印视事。一上台,他立即把苏锡文任为上海市市政府秘书长,分别委任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松等充当财政、建设、地政、货物地方税等局局长,又委任他的心腹吴麦汀充任外交秘书。就这样,在全国上下一派抗日声中,傅筱庵冒天下之大不韪,独力支撑起了上海伪市政府这座“大厦”。
七个月后,傅筱庵所乘日本“北光丸"专轮在上海虬江码头登陆。日本政府曾派出专使影佐和犬养毅前去越南河内,陪同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日本军部指定江湾重光堂为汪精卫的行馆。 傅筱庵以上海市市长的身份迎接。然后,依附日本人和汪精卫做着彻头彻尾的汉奸市长。
虽然做了上海市的“大市长”,但傅筱庵对于当年被撵下通商银行董事长一事念念不忘。1940年,他在忙着汉奸政府的大小琐事之余,加紧图谋夺回通商银行,企图重操银权,双轮走路。
但在上海沦陷前夕,杜月笙早就在通商银行劫去了现钞10万元,离开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上海一沦陷,他又将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携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同时将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在上海美国花旗银行。他还抽出了150万元现金转移到重庆,存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杜月笙离沪后,通商银行全权交给了胡梅庵负责。
傅筱庵一上台,胡梅庵害怕老董事长对自己不利,非常恐惧,称病不出,把大权移交给经理李祖基。李祖基是胡梅庵的内弟。因此,通商银行在上海沦陷后,就由李祖基全权处理。
傅筱庵对杜月 笙抢走他的地盘耿耿于怀,阴谋破坏通商银行,并决定先从杜月笙为董事长的中汇银行下手,先夺他的地盘,割他的肉补自己的疮。
杜月笙本来就是上海滩的瘪三出身, 手下的青帮弟子在上海滩还遍地,他哪是好惹的角色?得知傅筱庵的阴谋后,他亲自打来电报警告傅筱庵: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小心你的头。
傅筱庵做贼心虚,接到杜月笙的电报以后,不得不暂时作罢。他知道现在有了政权在手,抢回银行虽然可以得逞,但杜月笙的徒子徒孙遍及上海滩每个角落,抢过来爷管不了,因此;只好退而让步。
无奈之际,他的银行家的野心还是不死,于是召来盛宣怀的孙女婿周文瑞,商讨官商合办一个"自己"的银行。他们通过日军驻上海财务官小原与华兴银行洽谈，华兴银行同意投资股款1/3,在苏州市设立“苏民银行”,以周文瑞为总经理,经理为马乐宜。
这个银行办成后,傅筱庵"办银行”之心一发不可收,又在杭州市设立“浙民银行",董事长由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担任;接者,又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中亚银行,董事长盛幼盒,以鸦片烟税收人作为存款再贷放出去。这三家银行在傅筱庵的策划下,大权交给周文瑞,分布在苏,杭两地,和上海连成一气,成为他渗入金融领域的重要据点。
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成立伪国民i政府后,对日本军部所豢养的上海市伪市长傅筱庵、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征收鸦片烟税的盛幼盒,一律加委,不敢撤换。
可是,这些汉奸的猖獗行为引起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的愤怒,此后,上海不断发生汉奸被暗杀案。 傅筱庵惊恐之余,马上代表汪伪政府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和警告。然而,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死期也快临头了..
10月11日晚上,傅筱庵在虹口官邸熟睡之际,脑袋被他最亲信的“两代义仆”朱升用菜刀砍了下来,命归黄泉。
傅筱庵就任伪市长后,日本军部为他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园洋房作为官邸。他家中仆从如云,光保镖就有23名,所有侍从均是他的心腹。朱升是傅家的炊事员,跟随他达数十年之久,据说是从他父亲开始就在傅家做饭。 但就是这“义仆”竟然就用自己天天为傅家做饭切菜的菜刀把主子的头切了下来。傅筱庵的卧室戒备森严,层层守卫。朱升从何而入?头与体分离,砍死时总该有声响吧?可是一切没有任何的迹象。
第二天早晨,当众人发现“傅市长”身首异处时,朱升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朱升如何把“主子”的头割下,又是怎样逃走的,无人知道。
这对日本军部来说也是一个谜。 事后,日本军部 在官邸附近大肆搜査,但是,却连朱升的影子都没发现。
其实,傅筱庵的“两代义仆”朱升,是被军统收买而下手的。
傅筱庵大殓的一天, 前去凭吊的人必须先到日本军部领取临时通行证。出殡时,沿途放电网,三步一岗。他被割下来的脑袋,由日本军医用针缝在尸身上,缠以白布,再放在楠木棺材里,葬于上海沪西永安公墓。傅筱庵的儿子傅品圭,先是在义品银行做买办,后在杜月笙办的中汇银行当过一任经理。 他平日痛恨其父投敌附逆,一度精神失常,不时站在楼上洋台,把一扎扎花花绿绿的钞票抽出,一张一张地让它满天飞扬,以表达他痛恨其父一生就是为了“钞票”一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