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死后，通商银行原来的九个董事中，辞职的辞职，去世的去世，而其他人不是另有生意,就是病得爬不起床,于是,通商银行的主要权力渐渐落到了该行董事傅筱庵手中。
这位傅筱庵可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
傅筱庵,又名宗耀,生于1872年,浙江省镇海县人,小时候在家务农,但因吃不了苦,背井离乡,跑到上海打工,跟随同乡在黄浦江上以摇小舢板为生。这摇小舢板的活虽然贫贱,却有大主顾-盛宣怀家的账房时常光顾。账房经常来往于上海和浦东之间收取田租,这条小舢板就被他收为专用。傅筱庵就干起了他的专差。
尽管如此,一个小小的摇橹工,哪能赚什么钱,连口都糊不上。 在15岁时,傅筱庵甩担子了,跑到上海英商祥生造船厂做起了“仆欧"。所谓!“仆欧”,就是给洋人做跑腿。因他粗通英语,又处处取媚于洋人,很受赏识,短短三年就被提升为领班,专管工人工资。他小小年纪,却心贪手辣,管工人工资时,暗中克扣揩油,硬是从工人的血汗钱中攒集了一笔大钱,然后在浦东购买了几套房子出租,从此过上了好日子。此后,他又靠着当1摇小舢板的经历投奔到了显贵一时的盛宣怀账房的门下。
傅筱庵年少乖巧,账房先生也倒喜欢他,推荐他到盛宣怀府中充当专管浦东房地产的经租。当时马车在上海风靡一时,这傅筱庵得知盛宣怀第三如夫人爱坐马车,而她坐的马车与她高贵的身份很不“相称",他又用自己平日积蓄的钱,设计采办了一辆小巧玲珑、富丽堂皇、藤椅式的车舆,献给第三如夫人。这藤舆配以白马,别具匠心,马车跑过,路人纷纷侧目围观。这如夫人虽然排老三,却是盛宣怀最为宠爱的小妾,她得了傅筱庵的好车,天天在盛宣怀前美言,这盛宣怀也是个禁不起枕头风一吹的角色,结果,竟然收傅筱庵为“干儿”。
由于盛宣怀的提携和三夫人的扶植,傅筱庵不久又晋升为盛氏总账房的帮办。而这位傅筱庵也勤于职守,管理盛氏财产井井有条。他能干而有魄力,受到盛宣怀的赏识,不久专为盛宣怀掌管私人财产,这是最重要的肥差,但他对外还有重职,专门负责盛家最重要的交涉和联络工作。作为中国银行的开山老祖,盛宣怀先后培养了一批金融人才,以后民国金融界大名鼎鼎的宋子文早期就在他家充任过英文秘书,陈果夫、宋汉章等先后在他的企业中任过职。傅筱庵周旋在富豪之间,也开始侧身于有钱人之列。
有了钱之后,傅筱庵先后兼任长利洋行和美头洋行的总买办,推销美国的电器五金。他还经常奔走于朱葆三门下。朱葆三是上海工商界影赫时的人物,黑白两道都是实力派,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不久,朱葆三、严子钧与傅筱庵一起合伙开设了家“祥大源雅盘号”。这家五金号位于繁华的虹口百老汇路,包揽了招商局轮船上所翔纷全部五金。傅筱庵又当官又做生意,身兼官僚,买办和商号老板三重身份,不尽财源滚滚而来,上海滩的大富豪名单上他赫赫有名。
但他不是个小志向的人,除了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外,对政泊也十分热衷,一心想当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领导上海起义,11月上旬,上海各界代表推选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 身为招商局船角科科长,产业科科长的傅筱庵竭力向陈其美吹拍奉承,获得了他的好感。
盛宣怀逃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人土认为盛宣怀畏肇潜逃,应将他的官僚资本充公。 但是,在傅筱庵的周旋之下,陈其美反而尽庇护盛宣怀,死活反对追查他的罪状,对于没收他的财产,更是谁抛起他就骂谁。 尽管惩盛的呼声十分强烈,但有“反清义土”之称的陈其美却说:“现在就没收私人财产,不足以折服该家属之心。”
然而,众人还是不肯罢休。商界人士举行集会,要求对盛宜怀进行惩治。结果,在声讨大会开得最热烈,众人声讨最慷慨激昂之时,傅筱庵突然冒出,“扑嗵”一声,跪倒在地,当众叩头,哀求免予没收盛的财产。
有人问他是谁。他说:“敝人就是盛宜怀的 代理人,暂为管理盛氏产业和盛氏各企业的股权。你们没收他的财产,我没法交代啊!”这个理由显然是服众不了。他和陈其美仍没能阻止住盛宣怀的财产被充公。
但袁世凯一上台,就发还了盛宣怀的财产。可盛宣怀还是于 1916年4月27日病死于上海。他一生中所攫取到的财富竟达白银6000万两。盛宣怀灵柩出丧,仅在英租界南京东路出丧的列队,就长达十余里。如此大出丧,在上海都是百年罕见。前清遗老遗少替盛宜怀立盛公祠于梵皇渡路,北京路口。盛宣怀一死,名声反而比他活着还高千万倍。
这次隆重丧葬典礼都是由傅筱庵一手主办的。
盛宣怀一死,子孙为争夺遗产竟诉之于法庭。最后,得了遗产的就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盛家底子虽厚,但终究经不起不孝子孙的挥霍。而傅筱庵这位“干儿"也经受不住诱惑,见“干爹”已死,盛家无能人,也今天捞一把,明天捞一把,盛氏的巨大财产也有不少落入了他的腰包。但他是智取,没有强抢,方法是本人退居幕后,让别人出场,低价收进,高价抛出。 盛家后来一败涂地,傅筱庵“功不可没”。
不久,傅筱庵又因为熟悉上海豪门富户的底细,为沪军都督陈其美策划弄钱,攫取了沪关清理处的肥缺,发了一笔横财。与此同时,他又因招商局职务关系,在1916年当上了通商银行的董事,三年后,取得华大班的地位。
傅筱庵当权以后,首先在上海的虹口、南市设立分行,分别由他的心腹王心贯和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负责,此外,他还在宁波设立机构。也许是他运气好,这一期间,通商银行的业务竟然上升很多。1919年下半年盈利17万两,为建行以来的最高峰。傅筱庵为了讨好股东,博取他们的信任,决定股息从八厘改发一分,一年后,再增加到一分二厘。股东们得了钱,也感恩回报,1920年4月,通商银行董事会议决:嗣后关于存款、;借贷、抵押各款及进出利息均须先经董事兼大班傅筱庵许可,方可照行。至此,通商银行的实权完全被傅筱庵所掌握。
20世纪之初,中国各路军阀割据,四下混战。北洋军阀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办法之一就是大发公债,并以公债作抵,向银行借款。这种借款利率高、折扣大,使银行有厚利可图。 傅筱庵投靠北洋军阀,又贪图厚利,明知还款无保证,却敢冒大风险,滥放大量贷款,因此成了各路军阀的财神爷。
北洋军阀对外卖国,对内腐败,弄得财政枯竭,常常陷入“没米下锅”的窘境。1921年4月,海军军费发不出,各路军阀叫嚣不给钱就走人,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蓝建枢眼看就要成为“光杆司令",急得团团转,走投无路之下,来到了通商银行。
一进银行的门,傲慢不可一世的蓝建枢不得不低声下气,向已由“大班”改称为“总经理”的傅筱庵哭诉海军断饷的困境,要求通商银行借款。但财大气粗的傅筱庵却没有答应他。
蓝建枢又哀求说:“如果不及时发饷,海军各舰就要'自由归粤'。”自由归粤就是要投奔孙中山的广东北伐根据地,但傅筱庵仍不松口。堂堂海军司令又低声下气地说:“通商如不借款,饷发不出,我只有自杀及出逃两个办法。 ”
然而,这一次傅筱庵就是不松口。 蓝司令尽管苦苦哀求,却没有借到一分钱。
尽管受了傅总经理的气,但是,这时蓝建枢除了找通商银行外,已无路可走。 随后,他又与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慎臣携带重 礼,一起到傅家中哭诉。
最后,傅筱庵“一则迫于公谊,拯海军于将溃,二则敦重交情,救二公于垂危,不揣绵力,遂允借银元25万元”。
1925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由于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支持,一举打败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财神爷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六届会长,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 虞洽卿落选后,不久就与王晓籁等人另组织“上海商界联合会”,与他进行抗衡。
傅筱庵与孙传芳部下 的武将、浙江军阀王金钰气味相投,称兄道弟,狼狈为奸。除了运用通商银行的资金支持孙传芳的军用开支外,还利用他当招商局董事的权力, 为孙传芳运送军火和军队,阻挠北伐军的东下。1926年,被孙传芳征用的招商局轮船达九艘之多,傅筱庵更慷慨地做出一项惊人的举动:军人搭轮一律免费。他这一豪举不仅导致招商局在1926和1927两年亏损达404万两之巨,还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1927年3月2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败孙传芳的主力,进入上海。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失败后,曾受到过虞洽卿的接济。当夜,虞洽卿先往龙华见蒋介石密谈。次日,上海商界联合会就派代表吴蕴斋、穆藕初等九人往见蒋介石。 接见 时,蒋介石明确表示:“这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出力巨大,以后仍以协助为期。”
这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煊赫一时。虞洽卿的上海商界联合会比上海总商会先走了一着棋,傅筱庵落后了,显得非常被动。
接着,蒋介石掉转枪头实行“清党”,一手制造了四一二惨案。 虞洽卿又带着上海商界联合会与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带头通电拥护,表示要做蒋介石“清党”的“后盾”。
虞洽卿又抢了先。 傅筱庵在自 认倒霉的同 时,开始“奋起直追”,以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义为蒋介石“清党”帮腔,说:“阖市市民欢声雷动,谨抒悃忱,竭诚拥护。”
4月19日,商界人士举行午宴。傅筱庵又施出一招,在宴会上大骂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之活动,谴责职工对雇主的态度,对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惨案进行“盛赞”,好端端的一场午宴被他搅得一塌糊涂。
然而,蒋介石却并不比其他军阀傻多少,政变一成功,就马上转而向江浙工商界摊派军饷,并在杭州巧设“鸿门宴",把宴会变成捐款比赛会场。
为向商民筹措军饷,蒋介石的部下先是请商会发出请帖,邀请各行各业代表参加鱼翅宴。代表一来,鱼翅一上席,便立即把前后门紧闭,由士兵把守。然后,军代表会同商会会长吩咐各行各业按营业额认筹,并勒令当场开出即日和远期支票,军代表还说,如到期付不出,也可以货物作抵押偿付。
鱼翅宴变成金子宴,各业代表夹起一片鱼翅等于夹起一块黄金,吃一片鱼翅等于吞下十片以上同样大小的黄金片, 这场宴会个个吃得剐肉般痛心。
蒋介石亲在的上海情况却没这么好,各业代表没有鱼翅宴吃,他仗着重兵占据上海,明令强摊,数目明确,指名道姓要钱。
为了给蒋介石筹措军费,上海总商会与金融界连开几次会议,但会上众人都不表态。傅筱庵怕惹恼了蒋介石,惹祸上身,急得与上海汇丰银行大班紧急磋商,最后,他以卷烟印花税票向汇丰银行作抵押,并由上海各大银行具保,总算解决了蒋介石索要的军饷难题。
尽管这一次傅筱庵表现还可以,但是,上海总商会与上海商界联合会矛盾重重。虞洽卿早与傅筱庵有宿怨,所以蒋介石占据上海后,他立即派人“控告”傅筱庵支持孙传芳的罪行,并且把他北洋军坐船一律免费之事也连带告上以进行佐证。蒋介石早就想从傅筱庵处下手挤出更多的“军饷”,接到控告书后,当即借题发挥,下了道严令:“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效忠于北洋军阀,应予通缉,并没收财产。”
幸好在严令下达前,有人先给傅筱庵报了信。他只好连夜秘密向日本大使馆求援,日本大使馆慷慨伸出援手,派出一支强悍的武装卫队,护送他登上外国轮船,逃往大连。
他一出逃,蒋介石立即下令通缉。傅筱庵避居大连,全靠日本人的保护,才没被各路贪财的好汉捉拿。 因为这一救命之恩,傅筱庵后来涌泉相报,成为著名的亲日派汉奸。
傅筱庵被通缉后,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名义上由董事谢光甫代理,实权则掌握在傅 的心腹王心贯手中。 通商银行中一切业务仍按傅的意图进行。
傅筱庵人在大连,心却在上海,日夜与各地的好友通信,请求他们帮助早日撤销通缉令。
当时,傅筱庵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
杜月笙是青帮头子,与蒋介石早年就有交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杜月笙出面以十块银洋换取一个人头的代价,雇用一批流氓、地痞,对共产党和工人、学生进行血腥大屠杀。 至于张啸林,先是一个赌棍,后投靠上海警备司令胡枫林当密探。两人都投人上海黑帮头子黄金荣门下,成为黄金荣的两大弟子。然后,张与杜相勾结,杜贩烟土,张设烟馆,不仅成为上海滩的闻人,而且财势也赫赫有名,两人都是蒋介石的好友。傅筱庵为了解除蒋介石对他的通缉令,频频向两位知友求援,要求他们四处奔走。
虞洽卿虽与傅筱庵有矛盾,但他与傅原都是通商银行董事,经杜、张拉拢和劝说,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态度,不再从中作梗。搬走了拦路虎,傅筱庵的心腹王心贯就好“运动”了。他通过当年与盛宣怀的世交、素有多面能手之称的厉树雄, 走国民党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徐圣禅的路子,把徐圣禅和蒋介石的军政部军需署署长朱守梅拉人通商银行的股东会,白送一大笔干股。这时,不少人也出面替傅筱庵一再疏通,蒋介石终于心软了,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
傅筱庵从大连回到上海以后, 于1932 年5月召开了通商银行股东大会。6月,董事会改组,除傅筱庵、朱子奎、王心贯、厉树雄,孙衡甫、徐冠南、谢光甫等人外,又增添了这次为他取消通辑出力的徐圣禅、朱守梅、张啸林、杜月笙等为董事。傅筱庵仍任董事长,朱子奎、徐圣禅、孙衡甫、谢光甫四人任常务董事。
傅筱庵消灾虽然“流血"不少,但慷的还是公家的慨,通商银行出了钱,添了新股东,而他自己却并无损失,照样大董事长当着,自然更是得意洋洋了。
灾消了,傅筱庵的志向也更大了。他虽然一直在办银行,骨子里却是个官迷,官瘾比谁都大。这下见蒋介石这伙手下比谁都贪婪,钱到人倒,他决心用钱开路,向仕途发起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