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甸辞职下海
此后，直到1817年离开东印度公司之前，渣甸在15年的时间内又先后6次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远洋来到广州。在这些航程中,既有遭到台风猛烈袭击时的心悸, 也有遭遇海盗袭击时惊心动魄的体验, 更有成为战俘时的煎熬, 这些经历或许培养了他坚毅和冒险的作风。 不过,也有令他难忘的兴奋时刻, 譬如与大名鼎鼎的威灵顿 (Wellington)公爵的兄长-一印度总督卫尔兹利 (Wellesley)同船返英, 巧遇英国出使清朝的阿美士德 (Amherst) 使团, 等等. 当然, 更难得的是, 自己在东方从事贸易的历练, 以及结识了更多日后生意场中的合作者。
其中,1816~1817年出航广州,是渣甸最后一次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船医远航, 这次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日后在中国经商的一些观念。
当渣甸抵达广州时, 正遇上英国使团的阿美士德垂头丧气地从北京南返。阿美士德使团是继马戛尔尼之后英国的又一个大型访华使团。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尝试在庆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之时商谈双边贸易。这次访华, 虽然马戛尔尼以单腿跪地外加鞠躬的外交礼仪成功谒见乾隆皇帝, 但在商贸议题上无功而返。
1815年,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 英国作为西方第一强国地位得到巩固后, 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英商一直不满广州的贸易制度, 扩大中国市场的呼声强烈,进而促使英国政府派使团访华,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由此,阿美士德使团于1816年2月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年8月抵达北京。
然而, 双方在阿美士德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上再次产生分歧和争执。尽管此前英国政府曾训示阿美士德对待中国的礼数可“便宜行事”, 但副使、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小斯当东等使团成员持强硬态度, 强烈反对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之礼。
结果使团不仅没有见到嘉庆皇帝, 而且被逐出北京。随后使团南下, 在广州商馆停留后返国。小斯当东经此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 正在广州商馆的渣甸通过此事也强化了自己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强硬态度。
1817年,33岁的渣甸作出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告别东印度公司, “下海” 经商, 开创新的人生旅程。 放弃东印度公司的职位, 放弃从事了 15 年的医生职业, 渣甸并不遗憾。 冒着远涉重洋的风险到东方来, 正是为了发财致富。 在渣甸开始当船医时, 他就已经把一半的 心思放在了做生意之上。
15 年过去了, 东印度公司那垄断东方贸易的铜墙铁壁上, 已经在散商的努力下凿出了许多裂缝。1813 年, 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独占被废止,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在成为时代潮流。而且,渣甸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财富, 正是离开东印度公司辞职“下海” 做散商的好时机。
1817年5月, 渣甸结束最后一趟行医之旅后定居伦敦,与1802年相识于广州的威丁 (Thomas Weeding)合作。同样是东印度公司船医出身的威丁,1805年便已退出医界,定居伦敦专门从事东西方贸易。1805~1814年,跟随东印度公司船只来往于东西方的渣甸与威丁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合作。 威丁作为渣甸在伦敦的代理商, 负责销售由他带回的私货, 并向渣甸报告伦敦的最新商情与商机。
1818年,在东印度公司一位新进董事索希尔 (John Thornhill)同意担任提名人后, 渣甸正式成为一名散商。 当年11月签订的一份协议书这样写道:“威廉·渣甸开始在孟买以自由商人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
在离开伦敦之前, 渣甸欣然帮助他大姐的儿子安德鲁 ·江斯同 (Andrew Johnston)跟随他的脚步, 在东印度公司少数几艘 “专属” 的船上担任船医, 这类船上的高级船员向来被视为精英。19世纪30年代中期,江斯同一度加入其舅舅渣甸与马地臣所开的洋行, 并成为渣甸 ·马地臣行的一名合伙人。
1818年12月,渣甸离开英国前往孟买。
190年前的孟买, 鸦片烟土在这里汇聚, 靠鸦片发家的商行散布城区, 帕西商人吉吉皮 (Jamseljee Jejeebhoy) 便是城中靠鸦片发家而衣着光鲜的富商。1819 年, 渣甸与吉吉皮重逢于孟买。 他们的初次相识, 缘于 1805 年渣甸第二次东方之行因轮船在孟买维修。 从这时起, 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商业合作渣甸、威丁与孟买的富商吉吉皮合伙建造了“萨拉号”(Sarah),正式开始了他们在东方的新事业。
1819年, 渣甸再次来到广州。 不过, 他这时的身份已经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变成了自由商人;更重要的是,第二年,渣甸在这里认识了本书的另一个主人公-马地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