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夷馆区与外商私人生活
此时的广州,是西方商人与大清帝国开展贸易的唯一城市。1757年,乾隆皇帝将广州、 宁波、 厦门等4 个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口岸城市缩减为广州一地, 广州成为中外经贸交往的中心, 对外贸易额稳步增长。 此时, 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东亚的时代早已成为往事, 荷兰、 英国、 法国, 瑞典、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商船相继出现在广州黄埔港。外商被允许在广州设馆贸易, 不过只被允许于贸易季节居留在珠江北岸城郊的十三行夷馆区及其周围。
渣甸一行上岸后, 穿过几条街道, 远远地便可看见商馆前的操场上, 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的旗帜迎风飘扬-一这里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所在地的夷馆区。早在86年前的康熙五十五年 (1716), 英国东印度公司即已在此开设商馆, 作为对华活动的基地。 不过, 初期的商馆由商船船货管理员临时管理, 直到1770年后, 才由东印度公司派来的雇员管理。夷馆,又称商馆, 为外商居停之所, 相当于现在的贸易办事处。
不过,对远涉重洋前来做生意的外商而言,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礼部挂不上号, 不能用官方形式接待, 只能投居当地洋行商人的行栈或租住行栈。 久而久之, 在广州城西的珠江边形成了一排租与外商居停贸易的楼房, 外商称之为 “商馆”,国人呼其为“夷馆”。几国商人可合租一馆,同一国籍的外商也可租用一个以上的商馆, 如英国便有两个馆。
对于夷馆区,1793年马戛尔尼 (Lord George Macartney) 使团副特使斯当东 (George Thomas Staunton) 在其所著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见闻: “作为一个海港和边境重镇的广 州, 显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 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 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 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 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 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渣甸来到这里时,东印度公司每年以巨额租金租下的带有花园的新英国馆, 其面积是其他商馆的两倍, 内部设施也是所有商馆中最全最好的。
一些十三行行商的行号与夷馆彼此靠近, 便于迅速办理交易事务。 用 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这里做过十几年生意的美国商人亨特 (William C.Hunter)的话说,“这样办交易是最愉快不过的, 各项手续都十分容易和方便”。
一般情况下,夷馆里的外商生活比在伦敦还要安全,因为广州的官方对他们保护有加,专门有人维持治安,同时在处理外商与当地商人和民众的纠纷时往往迁就他们一方。外商做起生意来也颇有安全感,因为没有谁比广州的十三行行商更讲诚信了。行商的诚实和商业道德在伦敦的街谈巷议中、在孟买的生意场上有口皆碑, 书面的契约甚至有时都不需要, 而只需口说为凭。但是有些规定, 却让他们感到困惑, 甚至愤怒。
比如, 他们不能随便进城,最多只能爬上城墙偷偷地向城里张望; 有事需要解决时不能直接投书给当地政府, 更别说与官员见面会谈, “禀帖” 只能通过十三行行商转递; 一个月里, 只有初三和十八两天, 可以往游夷馆对岸的海幢寺和陈家花园, 但日落即须返回, 不准饮酒滋事, 也不得与当地百姓聚谈密斟;不能享受当时的高级交通工具一一轿子, 因为在讲究等级的中国, 这些外商没有资格享受清朝官员的待遇。
不过,一些规定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清朝地方官吏由于俸禄微薄,要想过体面的生活, 多少就得利用职权, 靠贪污受贿、 敲诈勒索和收受礼金等来获得。 外商们身上有钱, 早已摸准官员受贿的脉门而灵活地应对以上规则一一除了“禀帖” 须通过行商转递这一弹性较小的外交政策之外。
另一项在今天看来对外商不近人情的限制,是严禁他们携带女性进人广州-一无论是妻女,还是情妇。不过,对外商来说,当时的这条禁令并不难找到替代。 一些散布在珠江边的有名的水上妓院- “花船”, 虽然禁止外国人出入, 但冒险前往者时有所闻, 从 “花船” 私带妓女到夷馆, 也并非个例.官府的文件说: “如有不肖男息为外人仆役, 引外人擅离夷馆饮酒、 狎妓, 或趁夜携妓回夷馆者, 巡逻、 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 然而, 这样的规定对于那些赚了大把钞票的水手和外商来说,只是一纸具文而已。
外商们把女家属安置在澳门,在广州的贸易季节结束后,回到澳门团聚。只身远来的欧洲商人, 则可找个葡萄牙籍女子或华人情妇销金。 这里比广州更方便,也更安全。
我们不知道已满18岁的渣甸初次听到不能随意游逛等有关限制性条规后作何反应, 也不清楚他在听到严禁携带女性进入广州的规定时是否觉得可笑。对于终生未娶的渣甸来说, 他显然是个事业型的苏格兰人。 或许一直接受哥哥赞助上学的他,除了尽职做好随船人员的医护工作外, 会更多关心广州的商情,更多注意如何经营自己的配额以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