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地臣返英联手工商界
律劳卑去世后, 马地臣伴送律劳卑夫人及女儿返回英国, 他希望拜会外交部,催生出一个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 同时, 渣甸发起广州英商联署请愿书,要求重新指派一名官方代表接替律劳卑,并派遣一支舰队给以军事支持, 作为对这位 “不幸人士”、 对英国国旗和这个国家所受羞辱的补偿。当请愿书与其他有关律劳卑失败及去世的文件到达伦敦时, 辉格党内阁已经倒台,接替它的是短命的保守党政府。 当外交大臣威灵顿公爵 (Duke ofWellington)收到这些文件时,他对请愿书中的激进建议兴趣不大,认为将律劳卑的遭遇说成是对国家侮辱的说法更是夸大其辞。 让获取大量税款的茶叶生意、换取大量白银的鸦片生意正常运转, 这种不作为也许是最好的作为。威灵顿认为,对中英争执带来贸易停顿之后果应负责任的正是律劳卑,他 “不应背离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
马地臣到达伦敦后,前往谒见外交大臣。他遇到的同样是威灵顿冷淡的面孔。马地臣写信给渣甸,直骂威灵顿是“一个冷血的家伙··....二个恭顺和奴性的热烈倡导者”。
当与渣甸和马地臣同属辉格党的巴麦尊重返外交部后,英国的对华政策也没有立即作出改变,这让对新政府抱有急切希望的马地臣感到失望。
马地臣转而联络渣甸 · 马地臣行在英国的往来户, 即与曼彻斯特、 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商界接触, 发动他们向外交部上书, 对政府施压。渣甸与马地臣此前还同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巨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并注意争取工业界支持他们的对华强硬政策。
1836年, 马地臣在伦敦出版了 <对华贸易的现况与展望> (Present Posi-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rade in China), 要求人们注意旅华英商处在“危险的、 毫无防范的地位”, 并吁请英国政府 “立即出面干涉并且认真监督我国对华通商制度的改造事宜”, 使贸易置于“一个安全、 有利、 体面而又持久的基础之上”。
1836年2月,曼彻斯特商会草拟了一份名为“我国对华贸易的无保障状况” 的陈情书, 上呈外交大臣。 陈情书提请注意对华贸易对于英国商业、 工业和航运业的重要性, 以及作为贸易媒介的旅华英商毫无保障的处境。 继而指出, 对华贸易不但为英国航运业提供了10万吨的业务, 并为英国制造品提供了市场,而且提供了每年300多万英镑印度产品的出路。同时, 对华贸易有大大扩充的可能。 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 贸易就势必任由行商或中国官吏摆布、 动辄封禁。 英国财产天天处在险境之中, 英国工业容易陷于瘫痪, 税收则须冒着每年500万英镑损失的危险。 英国政府必须防止这些弊害发生。
来自英国本土工商界的力量, 逐渐被发动起来, 与以渣甸为首的激进的广州英商遥相呼应。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格林堡所说:到1836年,英国国内工业界的力量已经被投人到了对华激进政策之中。
巴麦尊显然比威灵顿公爵更赞同广州英商的论点, 也更重视他们的声音。随着长期执掌外交部(1835年4月至1841年9月),巴麦尊正沿着支持采取对华强硬路线的方向迈进。
而对清政府来说,面对猖獗的鸦片走私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样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烟措施,一场史无前例的禁烟风暴眼看就要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