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政策与矛盾公开化
律劳卑死后, 德庇时继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职位。德庇时无意再去重叩广州清政府的大门,而是坐等英国外交部新指令的到来。 他给伦敦方面写信说,在未得到来自外交部的训令之前, 将保持“绝对沉默的态度”。
与此同时, 广州英国商会内部发生分裂。 以颠地行 (宝顺洋行)的颠地(Launcelot Dent)为首的一派, 与以渣甸·马地臣行(怡和洋行) 的渣甸、马地臣为首的一派,将分歧公之于众。
颠地对由渣甸和马地臣操纵的商会并不买账。1835年10月3日,与颠地关系密切的<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 发表长文, 认为广州英国商会完全不符合商会的本来旨趣, 政治味道极浓, 这个“律劳卑的商会” 的失败结局是 “无须争论的”。 文中写道: “我们可以断言, 它的建立是缺乏权威性的,它被赋予的使命是这类机构从未有过的, 它与一般商会的功能, 优势以及实际可行性相抵触,也与商会约定俗成的合法目标相违背。”
渣甸和马地臣对颠地等人的分裂商会行为愤怒不已, 甚至 指贵颠地在律劳卑失败事件中与广州政府方面暗中有交易。
不仅如此, 渣甸和马地臣对德庇时的“沉默政策” 更是难以忍受。
德庇时发布告示向在华英商宣示“沉默政策”,强调鉴于广东当局拒绝承认其“官方身份,不允进行官方交往”,商务监督们“认为自己应该保持绝对沉默以等待国王的最终决定”, 并告诫在华英商以克制的审慎行为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留下好印象。
1835年1月, 德庇时在一份写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指出 (此时巴麦尊已下台,但澳门尚不知晓),与中方对抗“收效甚微,或者说完全无用”,甚至会损害英国利益,但也不主张向本地政府的专制行径立即屈服,“在等待国内的意见期间, 采取彻底的沉默, 绝不与广州政府进行任何谈判, 这样或能产生有利的效果”。 几个月后, 德庇时辞职, 罗治臣继任。 虽然伦敦方面已要求他尽快与广州官方直接接触,但因为有律劳卑的前车之鉴,1835~1836年担任首席商务监督的罗治臣同样只是“安静地工作”.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保持贸易畅通,而不是挑起事端。
广州的鸦片贸易依然在继续,伶仃洋上的非法交易愈做愈大。住在澳门的罗治臣, 面对颟顸的清朝官员和贪婪的鸦片烟贩, 与他的前任、 东印度公司同事德庇时一样,对此视而不见。 随着广州政府不时掀起的禁烟风潮,觉得在澳门办公有所不便的罗治臣,干脆在1835年11月将办公室搬到了鸦片走私天堂一一伶仃洋的一般船上。
在这里,罗治臣天天目睹着渣甸·马地臣行等所拥有从印度驶来的飞剪船, 将鸦片一箱一箱地运到趸船上, 然后再从趸船上转售给客户和分销商。非法鸦片交易是 如此猖獗, 罗 治臣感觉到自己作为驻华首席商务监督, 身为英国国家代表,有必要对此稍作管束。
1836年2月,他向巴麦尊写信表示,如有必要的话, 他打算采取一些措施约略地限制一下。 对此,巴麦尊明确予以否定: 驻华商务监督的任务, 是保护与扶助英商在广州的贸易, 而不是压制与阻挡英商的发展与扩张。 即使鸦片贸易实为非法, 但有益于英国商人而无损于英国国家利益, 也不宜横加阻碍。 于是, 罗治臣继续天天看着飞剪船在他面前繁忙地穿梭,直至1836年年底退休,义律接任。
当德庇时和罗治臣在无所用心地执行所谓的 “沉默政策” 时, 渣甸和马地臣则在加紧他们对于 “激进政策” 的要求。
